马守良在那个会上作了一个讲话，力陈出版《飘》的理由。

　　“第一，这是一部美国南部白人奴隶阶级的兴衰史，尽管作者主观上是为奴隶制辩护，但客观上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二，这本书有相当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第三，趣味健康；第四，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以来，在全世界都畅销不衰。”

　　马守良说，他当时列举了一个重要材料，“我讲完这4点之后，接着说，一些进步作家如斯诺夫人对《飘》的评价很高，她把《飘》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既然美国民族进步人士都肯定《飘》，很多与会的批评者都哑口无言，说不下去了。本来准备批《飘》的大会后来不了了之。

　　马守良对记者说，“引发这么大争论是始料未及的，但那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都在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心里还是踏实的。”

　　但此时，《飘》引发的争论，已不仅是《飘》本身的问题，而是被引申到要不要解放思想进行出版改革，如何辩证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了。所以，单靠出版界的力量已经难以顶住这莫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