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飘》的消息一传开，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就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飙升至60多万册。由于当时纸张供应还挺紧张，《飘》的出版用“洛阳纸贵”来形容，真的是太贴切不过了。

　　然而，刚刚出版了《飘》的上册，中下册还在印刷过程中，一场疾风骤雨却降临了。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地方出版社实行什么样方针的问题。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地方出版社必须改变‘三化’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另一种意见认为，地方出版社只能实行‘三化’方针。”

　　“在这个会上，就有人以出版《飘》为例批评浙江人民出版社，说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要天下大乱了。”马守良说，但这不过是暴风雨的先声。

　　1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地方党报连续发表“《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判出版《飘》的序幕。紧接着，又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为名，发表了“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的文章。同年4月18日，文化界一位著名人士对日本新闻代表团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大好的东西”，日本时事社随即作了报道。4月23日，一家大报也发表了“揭开《飘》的纱幕”的文章。

　　“几乎与此同时，内部通报批评，大小会议批评，来信批评，更是接连不断。”马守良回忆。压力可想而知。1980年5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局长会议批《飘》，有位著名人士竟言辞激烈地说：“《飘》要让我们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