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500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这一夙愿。昨天，宁波市的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了这段与“宁波帮”有关的解放思想的往事。

　　“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大学，办不办？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这位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宁波当时经济上很滞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刚想建一个煤矿码头。听说上海正在筹建宝钢，他又积极活动，争取把钢铁厂造到宁波来。但是，因为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宁波是一座文化名城，读书与经商一样，是宁波民间多少年来的传统，宁波是一个出才子、出优秀学生的地方。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愿望，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抗战前，虞洽卿等宁波籍大实业家就筹建四明大学，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解放后，宁波办大学三起又三落，始终无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宁波迎来了大规模开发开放的浪潮。1984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1976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几十万人伤亡、一座城市被摧毁，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怎么办？最后是邓小平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1984年8月，邓小平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包玉刚投资饭店用父亲名字命名，让不让？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只有孙中山先生，以及张自忠这样的民族英雄，才能以他们名字命名道路、公园。连毛主席的名字都没用来命名，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尽管当时已经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是遇到了这样具体的问题，为了解决现实困难，能不能突破以往惯例和传统思维？尤其这是如何对待海外人士、资本家态度的问题，谁心里都没底。因此，在这些讨论中，反对者振振有辞的声音尤其显得响亮，赞成者底气不足，在争论中渐渐归于沉默。有关部门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还是批不下来。”

　　这件事，最后还是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到此事迟迟办不下来，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邓小平如此亲力亲为，就是要以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打破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隔膜，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了！”王耀成说，华侨向来有回报祖国的优良传统。此情此景，怎能不让华侨们热血沸腾？

　　口子一开，50位海外“宁波帮”纷至沓来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在典礼上，包玉刚还以私人关系请来了英国教育次大臣华尔登等重量级贵宾。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大力支援下，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包玉刚不仅自己倾心建设宁波大学，还积极主动为宁大的建设穿针引线。迄今为止，有近50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2．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其中包括宁波帮的一代精英——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曹光彪、顾国华、闻儒根、王雄夫等等，以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在宁波帮捐资助学的行列里，有包玉刚、邵逸夫这样的超级富豪，也有实力有限的小老板、小商人。宁大由此获得了高起点办学、高速度发展的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国有民办、中外合作，宁波教育再创两个全国第一

　　在国家资金紧张、无法照顾到的情况下，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迫形势下，是等着国家出钱办教育，还是积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办学校、搞教育？宁波大学的故事，证明了后者的选择是十分明智而必要的。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这块缺乏传统高校的地方，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

　　浙江万里学院的前身，是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1999年2月，学校转由浙江省万里教育集团接手。改制后，学院国有性质不变，由省教育厅主管，万里教育集团举办。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一种不同于国立普通高校，又区别于一般民办高校的崭新的管理体制和独特的办学模式。2002年，万里办学的新模式得到教育部专家的肯定，申报本科一次性成功。

　　2004年3月23日，一件更为惊人的事件发生了——由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设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呱呱坠地”。将诺丁汉大学“复制”到宁波，满足了浙江学子“在家门口读世界名校”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办学理念，为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