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著名作家，也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官员。他在任期间，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化领域涌现的很多新生事物，在争议中成长。他见证、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以怎样的勇气和智慧在推进的。而他，也是其中一股力量。

　　他就是王蒙。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便以具有意识流风格的《春之声》等作品一再引发文坛的关注和争议。在作家和官员的身份中，他找到了平衡点；而作为参与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他的人生与中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的交集，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明天生发无穷的期待。

　　争议带来文艺的成长

　　“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弹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著名作家王蒙《春之声》中这一段流水般文字当年曾被加上了“食洋不化”的罪名。而今，《春之声》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蒙自195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因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在新疆伊犁一呆就是16年。1978年，王蒙的《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被重新正名，王蒙全家从伊犁迁回北京。接着，他19岁动笔的处女作《青春万岁》时隔多年以后得以问世。

　　压抑了16年的王蒙文思泉涌，海阔天空，开始了他的文学“井喷”。1983年至1984年两年间，他共发表94篇长短文章，平均每8天一篇新作。而具有“意识流”风格的《春之声》又一次引发文坛的关注和争议。“我无非喜欢在文学中搞一点想象、变形、随机、灵动、散文化和诗化的文体扩展，我不想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说绑在一条绳子上。”王蒙说。

　　争议不仅只对王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层出不穷；也不仅只对文学，关于走穴、关于实验性绘画与雕塑、关于的士高的扭胯动作、关于突然红极一时的表现贫穷和落后之作、关于《一无所有》……有多少现象就有多少说法，但在纷繁的争议中，中国的文艺创作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现在正时兴回顾八十年代，那时的文艺确实常有新意。”王蒙说，“争议很多，说法不一，但是没有什么不好。整个格局已经形成，文艺正在开拓，精神生活正日益活泼，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尝试与创新都在发展。”　

　　1983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总编辑，他下令组织“土得掉渣”的作品，也希望来点言不及义的唯美货色，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我们的精神空间有多大，精神生产的成绩就有多大，而一切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只能是害人害己，弱智弱心。”王蒙说。

　　开放营业性舞厅

　　那是人民的需要

　　直上高位，百事待举，1986年，王蒙当上文化部长。就在他走马上任的前三四个月，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

　　“我想起了一位年轻一点的作家给我描绘，说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在舞会周边巡逻，生怕一男一女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王蒙说，“这也未免太前现代，太中世纪了。”

　　王蒙认为，娱乐场所的开放是人民的需要，决心要开放营业性舞厅。摸摸底，说是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开放舞厅后会有流氓地痞前来捣乱，核心问题还是怕有伤风化。“我说，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前来监督视察，可以穿制服来维持治安……”

　　王蒙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中国大地上开舞厅才成了合法，得到了老百姓欢迎。“虽然有一个省的人大通过了一个正式决定，不执行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放营业性舞厅的决议，但后来实际上成了一纸废文。可见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关键是管理好。”

　　这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解放思想在中国是怎样可贵，带来发展的能量。

　　1987年9月，根据王蒙的建议，我国举行了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成为我国盛大的艺术节日。“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文艺调演，现在集中成搞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王蒙说。但是，这一想法也曾被质疑为搞“虚假繁荣”。后来，邓小平亲自为艺术节题了节名，才让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政治生活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救国救民的理想，是改变面貌的热情，是不惜一切的爱国心社会主义心，是毕竟扭到一起来了的效率和组织性，是当机立断，敢于对历史对人民对人类负责的大气。”王蒙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想请读者接受一点艺术拓展

　　不能不费一点力气

　　“现在，仅仅从一些文化生活的细节进步之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观念的树立是十分不容易的。”王蒙说。如选美、音乐剧《猫》的引进、艺术总监的称谓、招标选拔剧院团长等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事，王蒙当年都曾亲历它们萌芽之艰难。

　　“我曾经试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有些开了头。”1988年，王蒙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艺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确了分类改革的方针，即分别哪些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场的，但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身为文化官员的作家王蒙老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充当党和作家同行们的桥梁，充当文艺探索者的保护者。1987年初，王蒙的妻子推荐他读了《北京文学》上刊登的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王蒙写了《青春的推敲》一文，重点赞扬了此作。

　　王蒙也为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续篇）》而感动。“完全是诗一样的句子。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对于爱情的苍白而冰凉的体验……”王蒙在评论中不得不边评边讲解，充当一个绝不讨好的解说员的角色。“残雪受到了颇多声讨，残雪的特殊风格使她难以被理解。”王蒙说，“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能够包容残雪，那至少说明我们在艺术上已经有了更好的雅量，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他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想请读者接受一点艺术心灵上的拓展，不能不费一点力气。

　　而中国文艺就这样曲径通幽，发展到现在，能包容更深入更丰富的主题和形式。

　　“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和平时期的核心事务——经济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进步是巨大的。”王蒙说，“我相信时间，相信时间有利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