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月20日以来的连续报道《为什么把7斤重的儿子扔进垃圾箱》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受伤的为什么总是打工妹？这里，我们特地约请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王金玲作深度解读。

　　

　　对于打工妹未婚怀孕和生育后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人给予了各种关心和关怀。但是，也许较少的人会提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打工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打工妹的身份——“打工妹”这3个字至少给我们3条信息：来自农村、打工者、未婚年轻妇女。

　　来自农村，这意味着在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配置的城乡格局中处于不利境地。比如，在儿时，获得现代知识的机会少于城里人；长大了，进入正规就业的机会少于城里人；进城后，生活的艰难大于城里人。不仅如此，长期居于“乡下生活”的艰辛中，长期处于工业文明社会的打压中，长期生活在农业文明社会中，今天中国的“乡下人”是在知识和能力准备都有所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的；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支持网络是短缺的；直面一直被说成象征着“富裕”、“智慧”、“先进”的城里人，他们的心中会加深某种自卑感——“贫穷”、“愚昧”、“落后”尽管是自高自大的工业文明社会强加给农业文明社会的污名，是一种不公正、错误的观念，但作为一种主流话语的长期灌输，也难免内化为“乡下人”对自己的家乡甚至对自己的评价，内化为一种“乡下人”固有的自卑感。因此，不能不说，农村人在城市中遇到困境、处于艰辛，实质上是农业文明成为工业文明牺牲品的折射。

　　打工者，这意味着在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配置的劳资格局中处于不利境地。在许多时候，资方而不是劳工方更多地掌控了话语权。面对资方的强势，迫于生活需求，打工者往往处于某种生存危机中，工作环境不良，身心压力颇重。甚至是身心健康受损为代价为资方建起了财富大厦。

　　年轻未婚妇女，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妇女，一是年轻未婚。中国目前仍是以男人为主导的社会，妇女，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家庭资源和社会/家庭财富配置的性别格局中处于不利境地：比如，失学/辍学率高于男孩，就业难于男生，收入低于男同事，更多地承担无薪且被认为是低价值的家务劳动，而妇女也被定义为更多地具有家庭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婚姻曾经是妇女改变人生的唯一途径，而在今天，仍然是许多妇女实现梦想的重要途径。如此，年轻未婚就意味着作为女人，她/她们还有通过婚姻改变人生的较多可能。进一步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礼是两性之间性行为合法化的“公示证明大会”，合乎社会道德的性行为只能在神圣的婚床上进行。所以，未婚性行为大多成为婚前性行为，成为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成婚保证行为”。但在今天，虽然处于性别不利境地的妇女不少仍希望以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婚姻对于性行为的约束力却已大大弱化，社会也有了更多的保障社会稳定的方法，未婚性行为乃至“肚子里有了你的种”不再具有成婚的保证作用。于是，一方面，在资源和财富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未婚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不少难免或不得不只能用性行为来证明或应男方的要求证明自己的“爱情”，力图通过这一“证明”来获得或巩固“她的爱情”，保证婚姻的成立，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在资源和财富配置中居于有利地位的男人，尤其是“熟男”们，不少或因看穿了女人的这种势利，或因缺乏成婚的责任感和胆量，一旦获得了女人的“爱的证明”，不是得意地扬长而去，便是害怕地落荒而逃，“两个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一场风花雪月”成了最好的闭幕词。事实上，在今天中国，成年男女完全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一无所知之类的性行为，或完全是追求性享乐、性自由之类的性行为并不多见。对许多打工妹来说，只是将应在婚床上进行的事提前到了婚前，她们的未婚性行为大多属于婚前性行为——以成婚为前提。由此，不能不说，年轻未婚妇女在性行为后的身陷困境是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身为乡下人、打工者、年轻未婚妇女的打工妹被三重边缘化，受到三重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待，受到三重排挤。这，当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打工妹”的原因所在吧？

　　回顾历史，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挤压农业文明社会——农民、农村、农业而得以建立和前行的，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城市对于农民、农村、农业有一种“原罪”；对打工者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是中国私营业主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目标的一大基本手段，资方对于打工者有一种“原罪”；在进入父系社会后，社会性别制度一直有利于男性，妇女受到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待。妇女在知识和能力上发展不足、面临作为女人的困境、身受身为女人的苦难，居于社会主流、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男人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

　　既然打工妹处于三重弱势地位，那么，从农村居民、打工者、妇女这三个方面赋权予打工妹也就是势在必行了。使打工妹增长新知识，建树新理念，提升新能力，提高权利意识，构建符合打工妹需求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有利于打工妹更好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如此等等，当是全社会应该为打工妹们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