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寄邮包到法国，根据邮包单子可查询包裹行踪，可惜，从上海口岸出国后，邮包从此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因为法国的各行业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邮包滚进了地中海也没人理睬。法国的罢工已成一大社会特色，据说不闹一回罢工就算不上正宗法国人。而且法国的罢工如果没学校的事才不正常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五月风暴”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这回学校当然也掺和了，罢课的学生们把还在上着课的学生老师统统轰出了课堂。法国老师对着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的各国留学生耸耸肩膀一摊手：“没什么，罢工罢课是你们上街交朋友的好机会。”说罢扬长而去。在法国青年为反对“首次雇用法”而上街游行时，彼岸的美国青年不屑地对他们摇头，说法国年轻人太懒太想坐享其成，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但如果你上溯这些上街游行者的祖辈，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的渊源与基础在这个国家是如此深厚广泛，1900年至1904年，法国的罢工位列欧洲首位，仅1900年一年就发生了902次罢工。以至我们今天可以说法国的每一个行动，每一种变化，都能找到它的思想脉络，“社会主义”一词就首先出现在法国。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徐觉哉的《社会主义流派史》对500年来的社会主义各大流派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建构了社会主义流派史的体系。从中梳理出25个派别，从空想社会主义、工场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总体性社会主义……一直到近当代人们所比较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自对集约化物质生产的效率，那么社会主义的动力则来自于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记得曾与浙江日报合作过《Rodeo》的瑞典董事长形象地向我比喻过这两种动力下的瑞典制度：“这是一种平衡木上跳舞的技巧，时而左晃时而右晃，才能保持不倒。”

　　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在乌托邦的荒野中徘徊了三百多年，但它触及到了社会发展的实质问题：资源的集中固然有助效率，但不平等的鸿沟也日益扩大。鉴于人的本性是如此复杂，任何主义与制度都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但人们为此而作的努力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在空想社会主义以后，模式与侧重面虽然有所不同，但核心理念基本如此：让社会的资源与财富分配更合理些、让人的天赋发挥更全面些，让所有人的生存更有尊严些。只是有时走得更过些，有时显得更保守些。

　　英国工党的理论库“费边社会主义”在今天的英国仍然有其信奉实行者。费边主义者与“社会契约论”观念不同，他们认为国家不是人类意志任意创造的结果，不是许多单个人的联合体，而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一个社会只有顺着常态和正轨前进，只有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步地向着新的原则转变，社会的改组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整个社会才能得到完满的发展。这种理论为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改革者所实践。最著名的实践当属瑞典与北欧几个国家。从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以来，他们就力图通过改良或和平的方式，建立一种以瑞典独特条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他们最早提出的是一个“人民之家”的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社民党执政后，他们就制定了一揽子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新政”。但基本内容却从济贫性质变为社会保险性质。

　　以前的教科书总是告诉我们，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流派史》中，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理论家与实践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人的生存尊严仍受到严重关切。“济贫”无论经过什么包装都无法摆脱施舍的难堪。20世纪70年代瑞典社民党新左派提出“基金社会主义”的理论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什么叫“基金社会主义”呢，在徐觉哉的书中，这个概念还是被解释得太“政治经济学”化了。实际上，我觉得美国“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的“豆股票”或许可以看作这一理论的美国版简单实践。“豆股票”的意思是，从理论上讲，星巴克的每一个员工都是星巴克的股东，每人都持有星巴克的股权，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扩大财富，就像西方一个家喻户晓的儿童寓言“杰克的豆茎”一样——有一天，它会一路长到天上去，小杰克也就可以顺着这根豆茎爬上天去了。霍华德想告诉人们的是“星巴克是每个星巴克员工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美好的允诺。

　　本书作者长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研究方向，材料的梳理比较清楚，但一涉及理论分析，就无法令人满意，比如各种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土壤？为什么失败？对后来的影响？未免简单而粗糙。也许这不是一本书所能回答得了的。

　　《社会主义流派史》（修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