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看样子是被我们熬过去了，脱掉厚重的老棉衣，跺跺灵活过来的脚趾，南窗下读书品茶的好日子又开始了。扫视2008年的新书市场，虽然有纸张涨价的恐慌情绪，虽然有网络阅读频频冲击，但国内各大出版社在时政、经济、文学、少儿、翻译类、生活类图书仍循着原有轨迹运作着。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市场中，时政与经济类图书有一年更比一年亮丽的趋势，而相比较之下，文学类，特别是国内文学这一块，无论是格局还是技巧终究有点往下沉寂的意味。

　　时代急速前行，对很多人而言，根本无暇回一下头。但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说，今年是一个纪念、怀想、回顾与反思的年份——正是30年前的那次会议，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于光远著的《1978大转折》一书把我们带回了30年前的历史情境中，让我们了解到“大转折”的真实细节，并体味其中的种种曲折、不易。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真理与“凡是”如何正面交锋……自始至终参加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于光远翔实地记录了这一切，为历史留下一份重要的见证。

　　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史》（上、下）讨论了中国经济史的功能与范围、演进的轨迹，并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对于各个体制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公共政策等，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评估其财经得失。除了根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了地盘成本（保障成本）及制度成本的概念，以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本书采用“大历史”写法，即除经济事务外，尚论述政治、社会的背景。作者侯家驹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花费11年时间撰写本书，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极有价值。

　　近年来对鲁迅与胡适之间的比较与争辩日益见多，但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犀利的鲁迅更合适的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向。邵建的《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则是其中最新的一种。在书中，作者重新梳理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分析了两人的思想差异和文化追求的不同，并由此出发来思考20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从李鸿章的奏折等一手文献出发，对这个晚清重臣的一生功过作了深入的解析：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李鸿章的可悲命运反映的其实是一个衰朽帝国的悲凉晚景。

　　与时政经济类图书相比较，2008年初似乎还没有更亮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人的心灵得到滋养。于是，日前，囊括了苏童20余年创作的120个经典短篇的“苏童短篇小说编年”五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成了文坛的一个亮点。这是苏童的作品首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堪称苏童短篇的集大成者。这五卷小说时间跨度从1984至2006年，共收录进120余篇作品，由苏童亲自编选，按照时间顺序分别结集为《桑园留念》（1984-1989）、《狂奔》（1990-1994）、《十八相送》（1994-1996）、《白沙》（1997-1999）、《垂杨柳》（2000-2006）。苏童自己认为短篇小说的妙处在于“一唱三叹，微言大义，是室内乐，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是微雕艺术”。

　　引进类图书在某种意义上有越来越占主角地位的趋势。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妻子卡特琳娜的《新娘日记》中译本出版之时，正逢罗伯-格里耶去世的消息传来，所以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所有的私人日记一样，她的日记从一开始就严格保持秘密状态（连她的丈夫都是决定出版时才知道的），她不设防地在其中记下她感情生活及外遇，还有，不谨慎地记下她对那些使她困扰、反感和忧虑的人的评价。她没有不舍得的任何人和事，甚至她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