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上午10点，记者跳下颠簸的农用三轮车，穿过费孝通题字的“凤阳县小岗村”牌坊，经过一段崭新的水泥路之后，抬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座两层楼高的旧楼房，这就是当年“包产到户”改革带头人之一、当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的家。

　　记者走进去的时候，严宏昌已经在家里等候多时了。这位50出头的农民，穿着一身黑色的冬衣。如果不是村民介绍，谁也不会把他和3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联系在一起。就在严宏昌家里，当年改革的参与者：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和村民严国平、关友江、关友申、严付昌、严学昌、严立坤、严立华、严美昌、严金昌都陆续来了，除了已去世的6人，当年参与改革的12人都到齐了。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从而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当年会那么做，主要是因为穷，农民没有出路，只能‘求变’。”点上一根“黄山”烟，严宏昌以平静的语气开始对那场关系着18颗脑袋的会议的描述。

　　一幢一幢新老间隔的房子，整片整片的小麦地，一块一块的葡萄田，在村里走，还会看到几只老母鸡在路上悠闲地踱步……小岗村这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村的场景，让记者根本无法将之与3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爆”联系起来。

　　采访中，村里两个人的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送记者到小岗村的农用三轮车司机，下车后，司机突然问：“你是记者吗？”在得知我是浙江来的记者后，他很牛地说：“我们这里经常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国外的记者来，上次美联社的记者还坐过我的车呢！”不过顿了顿，他又叹了口气：“我们村里人都是见过世面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富不起来。”

　　另一个是村主任关友江，在谈到现在改革的困境时很感慨地对记者说：“30年前，小岗农民被逼无奈，跳起来分田单干；可30年后，解决了温饱的小岗人，面对外面翻天覆地的经济发展，好像却没有了当年破釜沉舟搞改革的勇气。现在的小岗村，真的需要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啊！”

　　村主任的这最后一句话，由衷而发。身为小岗人，他对小岗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深深引为自豪。但作为现今小岗村的带头人，他又为村里普遍的“宁可穷着种地，也不愿冒险让地”的保守心态干着急。老人身上背负的这“光荣与梦想”也是严宏昌们心上抹不去的爱和痛，历史感与现实感就这样在2008年春日的小岗村蒙太奇般地叠加、交叉……

　　30年前那场秘密会议

　　从讨论怎样要饭到决心“包产到户”

　　1978年11月24日，严宏昌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晴朗。下午3点左右，他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为首的生产队18户农民（当时严国昌、关友德因外出要饭未参加），在社员严立华家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搞好全队20户的粮食生产。

　　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严宏昌说，因为当时的体制问题，“包产到户”是一条高压线，所以大家敢想不敢说，只是在底下窃窃私语，而且讨论的也不是搞生产，而是到哪里去要饭的问题。会议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后来，打破僵局第一个发言的是现已过世的严家芝。严家芝提出，要想有碗饭吃，就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接下来，关庭珠、严家齐、韩国云、关友章、严立付等年纪较大的社员都表态同意分开单干。会议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强烈要求单干。不过因为害怕，会上没人主动站出来当“出头鸟”。最后还是年轻气盛的严宏昌表了态，只要大家同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他就带头负责。这三个条件是：一、分田到户以后，每户要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交齐；二、瞒上不瞒下，单干的事，社员不许向上级和外人讲；三、若队干部因此坐牢，队员要包下他家的农活，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这三个条件很快得到全队社员的同意，18人就在协议上按下了自己的红手印。

　　“大包干”就这样开始了。

　　为什么敢冒死单干？

　　“如果不分开单干，大家都要饿死。”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18户农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搞大包干呢？严俊昌向记者描述了当年小岗的情况。

　　“当时我们一年的口粮，在最好的年景里每人也只有七八十斤，吃青菜、野菜和树皮，还吃不饱，只能户户讨饭过日子，可讨饭也难讨到啊。1978年公社医院给我们队社员检查身体，结果发现，队里的妇女几乎人人都有心脏病，有的还有肝炎，肾也不好，所以不走包干这条路，大家就没有活路。”严俊昌说，“而且我们是农民，自己有土地、有双手，不但不能给国家贡献，反而要靠国家养下去，这样也太窝囊了，所以我们要自救。哪里跌倒了，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就这样，因为大锅饭把大家都吃穷了，吃懒了，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大家不得已开始了冒险的“大包干”。

　　“如果当初的改革不成功，就会有人坐牢，你们害怕么？现在后悔当初的决定吗？”记者问。“我们对此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要活下去，就只能‘求变’单干。我们当初也约好了，如果谁因此坐牢，我们社员就轮流给他送牢饭。”严立学如今说这话还是掷地有声。

　　“分田”符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小岗村改革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采访完村民，记者来到了村里为纪念大包干而建的“大包干纪念馆”，在门口碰到了当时小岗生产大队书记徐开文。

　　提起“包产到户”，快80岁的徐开文仍记忆犹新，他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跟记者回忆了“包产到户”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当时小岗生产队分田单干的事很快就被徐开文知道了，他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公社书记张明楼，张明楼又把这件事情上报到了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已于去年去世）那里。

　　徐开文说，虽然“包产到户”明显违反集体主义路线，但当时农民实在太苦，或许这是条出路，所以支持还是取消，他当时也犹豫过。那时各级领导也都跟他一样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陈庭元拍板，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对“包产到户”采取“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三不”措施，先保护起来再说。而后来得知此事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实地调查以后，更是肯定小岗村可以再干5年“包产到户”。

　　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

　　终于给“包产到户”正了名

　　“不过最后给‘包产到户’正名的还是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当时很可能会被扑灭掉。”吴庭美说。

　　这场农村改革引发的争论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他很快对“包产到户”责任制作了肯定，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年5月31日，邓小平再次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对凤阳大包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小平同志提到：“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两次谈话，为全国农村的改革指出了方向。特别是第二次谈话，明确地肯定了凤阳大包干，为小岗包产到户平了反，正了名，上了“户口”。

　　市场经济条件下

　　小岗人致富路上的复杂心态

　　1993年前，小岗实际上是一支农村生产队的名字，1993年小岗和邻近的大严合并成一个村。今年初，小岗村又和附近的严岗村和石马村合并成一个村子。今年60岁的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在自己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关友江说，现在的小岗村依然以农业为主，村里的许多壮劳力都在外打工，村里的工业才刚刚起步，去年村里人均收入是6000元左右。虽然和以前比起来，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其他全国名村比起来，经济还是很落后。

　　谈到小岗村工业起步晚的问题，关有江告诉记者，小岗村发展工业的先天条件不足，一方面没有资源，另一方面交通不便利，水利设施跟不上，人们的观念也不够解放。因为内劲不足，村委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考虑招商引资的问题，但是阻力很大。1978年“大包干”以后，村里把所有的土地，包括水面、房子都分给了村民。而要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村委会曾经考虑过用“反租”的办法来集中土地，可是遭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反对。所谓“反租”，就是把以前分掉的土地重新以集体的名义收拢起来，租给外来投资者建厂房、办企业，农民则以入股的形式分享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过，办企业总有风险，并不是包赚不赔的事情，这对于曾经挨过饿的村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宁可穷着种地，也不愿冒险让地。

　　“现在县里的各级领导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年提出实施了许多大动作。”谈到小岗村的未来，关友江信心十足，“我相信小岗村会很快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