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为什么对“改革开放”这么有感情？

　　因为“29年前，连吃的青菜都得自己种”

　　2008年春天，记者站在深圳福田区荔枝公园附近的天桥朝两头望，一片大都市的繁华：深南大道的两侧高楼幕墙在春日的阳光中闪耀，而车辆通行非常顺畅的道路，是让人很羡慕的来回八车道，邓小平画像前人们迅速地移动着。一个即将交付的楼盘将自己包扎成巨大的礼物，在巨幅、飘飞的红丝带上，写着：“献礼特区29个新年”。

　　从1980年算起，深圳变身为“经济特区”已经28年。这28年太不可思议了！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立深圳为经济特区，之后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无数涌入深圳的创业者的命运。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由湖北来这里创业的老“深圳”对记者说，那时家乡人都以为我到“小香港”去发财了，谁知道，我是来到了“南泥湾”。

　　他说，那时，深圳建了特区，都说这里满地是黄金，其实，我1982年到深圳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破败，现在的罗湖区如此繁华，那时是荒地，什么都没有。

　　当地很多人都偷跑去香港谋生，这里不要说日用品没人生产，就连蔬菜都没地方买。所以，当时不管你在深圳干什么，你是部长、厅长、处长还是打工仔，下了班都要垦荒种菜，种给自己吃。

　　深圳成为特区的这28年也成就了很多人的人生传奇。深圳目前的常住人口有1100万，而“至少800万是外地人，甚至是外省人。”

　　与深圳人交谈，记者一不留神便会听到有关创业的传奇故事。比方，一个杭州妹在这里从50万元起家变成了亿万富翁，一个湖南仔从一文不名变成了这里显赫的名流之类，类似的故事太多太多，在街头几乎俯拾皆是。

　　深圳人为什么对小平南巡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若不是他的讲话，我们出去都不敢说是深圳人”

　　记者在深圳的地铁上拦访，几乎有80%的深圳人记得邓小平南巡的事，剩下有10%的人说“听说过”，说不知道的人很少。

　　一对从成都来投奔儿女移居深圳皇岗的薛姓老夫妇对记者说，他们清楚记得邓小平南巡是在1992年，因为他们儿子就是听了他的讲话，才在1992年下半年跑到深圳来的。从那之后他炒股、做房地产，很快便赚了很多钱，传回到他们那个县，成了很多人的榜样。

　　然而，在最初的时候，“我是深圳人”并不给“试验田”里的人带来荣光。

　　“若不是他的讲话，我们出去都不敢讲是从深圳来的，而改说是从宝安来的、从惠州来的，否则都没人肯接待。”

　　另一位亲历者吴松营（1981年初到深圳，是特区第一代“移民”，也是后来全程陪同邓小平南巡的工作人员之一）忆及特区设立那几年的垦荒以及种种风波，仍有难掩的激情。

　　“深圳设立特区之后，曾被‘卷’入租界风波。”吴松营说。

　　1980年8月26日，深圳被正式划定为经济特区。但当时深圳是一片荒凉的渔村，羊肠小道、低矮的屋舍，要什么没什么。现在有很多猜测经济特区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是靠中央政府给了很多钱。其实不是的。

　　“举办经济特区之初，邓小平就说，‘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人便是依靠中央给的系列优惠政策和鼓励探索、试验的特殊措施，开始闯。当时从上到下，都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开放，但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有土地不能租，不能出让，不能出卖，这是写进宪法的，要怎么办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要怎么干？”

　　当时广东省的领导都把目光对准了香港。“要学香港，香港也是一个港口，也是弹丸之地，为什么能那么繁华？”

　　香港寸土寸金，而深圳特区有土地、有劳动力，是不是可以让香港的企业到深圳来办厂？这就是特区人招商引资的最初想法。“招商引资，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在干，但那时是不敢想的”。吴松营说，但是他们不能不干了，因为对于他们这些来深圳“拓荒”的人说，旧的一切已被抛在脑后，所有的人眼睛都盯着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于是，他们开始试着把深圳罗湖区的一些荒地租给外商建宾馆、办工厂，然后用收进来的租金再开发一片，去做交通做其他的建设。就是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开始“垦荒”。

　　深圳开始发展了，但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1982年，最先是北京、上海一些大报陆续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他们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之后“深圳人卖国、“广东省搞资本主义”等言论在全国传开了，从北京、上海到全国各个地方都在批评深圳的做法。“当时我们压力很大，我们当时就是小小地汲取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经验，小小地打破计划经济的限制，小小地试行市场经济。但惹来了这么多的争议，可见当时思想解放的要求有多迫切。”吴松营说。

　　1984年、1992年，小平两次视察都给深圳人吃了定心丸

　　因为他说的这七个字“特区姓社、不姓资”，争论才得以平息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来深圳视察，充分肯定：“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年年中，中国政府决定对外开放北起大连、南至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深圳的上上下下都开始心安了，开始了更多的改革探索。”

　　但到了1990年，又有不少人开始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的政策。

　　于是，很多人、特别是“试验田”里的人们都在期待一个说法以正视听。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专列抵达深圳，这次“南方之行”，有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

　　“这已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根植和生长。”时隔多年之后，作为仅有的全程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之一，陈锡添依然能清晰地记得诸多细节。

　　“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这些话在后来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中，都被隐掉了，但当时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多年之后，当年的亲历者仍为小平的“大胆”而赞叹。

　　“是家常式地聊天，但聊的都不是家常。”另一位亲历者吴松营也说，“几乎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的问题他都谈到了，如‘姓社姓资’、‘敢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共同富裕’等，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提出了生产力的标准，对解决当时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很多困惑，是极具针对性的。”

　　他们仍然记得，当年，小平同志一边观光深圳市容，一边同陪同人员亲切交谈。在看到8年前他到过的地方已经换了模样，变得如此生机勃勃时，小平很开心，说：“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说完这七个字，边上的人热烈、长久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