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被誉为“黄土之父”的刘东生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他倾注毕生心血的黄土高原。

　　他，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老科学家，60年潜心研究的成果终于平息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 同时还建立起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因此，他荣膺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同时，他又是一个同事、朋友、家人眼中的“不安分的老人”，80岁上下，他的探索足迹仍遍布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等“地球三极”，依然带队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考察……“超级老头”是大家对他的又一个尊称。

    

　　像侦探一样研究黄土

　　刘东生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就像侦探一样研究黄土，只有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才能找到隐藏的线索而真正深入其实质。”

　　于是，这个“侦探”创立了黄土学，平息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被公认是有关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其著作《黄土与环境》一书成为国际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他的研究还跨越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

　　因为这些成就，刘东生拿下了从马以思奖到泰勒奖，从国家最高科技大奖到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章”等各种地质研究大奖。

　　年纪大起来，总该没有年轻人的干劲大了吧，“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然而刘东生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歌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991年，74岁的他参加了南极考察队；1996年，79岁的他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2004年，87岁的他踏入“死亡之地”罗布泊。

　　也同样在这一年的春天，人民大会堂，老先生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这一年，正好是刘东生与黄土结缘50周年。

　　把时间再向前推两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报告厅，老先生走上领奖台，领取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刘东生感叹“70年来，中国的地质学研究成果终于登上国际舞台的制高点”。

　　“正如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遗痕，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也在地球上刻下了3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泰勒环境奖颁奖典礼上，评审委员会成员科恩教授用颇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中国黄土沉积这一独特的地质现象，同时也肯定了以刘东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黄土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绩。

　　因为这些成就，因为这些努力，所以，刘东生成为同事、学生、朋友、同行们眼中“一百年出一个的超级老头”。

　　探索奥秘从窑洞开始

　　刘东生求索黄土奥秘的开始，是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1954年，刘东生第一次参加了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那一年，他已经37岁，而且，他那时的研究方向，是鱼类化石。原来，早在1942年，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他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不过，刘东生心里有一个梦——成为一名真正的地质勘探家。

　　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认识了他后半辈子的两件珍宝——一是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一切都在这次考察中慢慢改变。当时夏天，刘东生和由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等研究人员组成的综合考察小组来到河南省会兴镇。傍晚，考察小组的很多成员都出去散步，刘东生发现不远处有一排排水平而整齐的灯光，静夜里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顺着昨晚看见的方向寻觅而去。

　　原来，刘东生夜里看见的那一排排灯光是从老乡住的窑洞里发出来的。这些窑洞有上下几层，老乡利用当地黄土里土壤淀积层的坚固性做窑洞的顶端，相当于天然的天花板。这种窑洞的建筑结构引起了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东生的极大兴趣。刘东生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漠，朱显漠告诉他，以前被他的老师杨钟健先生称为“红色土”的地层就是这部分窑洞的所在地，其实也属于黄土地层。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有个重要研究项目,解决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问题，出自对会兴镇这些窑洞的极大兴趣，刘东生调转了研究方向，一头扎进黄土高原。

　　自从刘东生把研究方向转到黄土上来之后，“他把黄土看成自己的生命。”刘东生身边的同事便开始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同事们不会忘记：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刘东生等人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10条大的1000多公里的剖面，吃住都在野外，且全是步行；刘东生带队从北京开车去西部进行野外考察，每天早上６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

　　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刘东生和同事们的研究初步确定：我国的黄土已有250万年的历史。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存在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而刘东生通过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这平息了“风成”“水成”之说，为全球变化研究奠定基础。

　　尊前启后尽显大师风范

　　这是一个让人动容的小故事。

　　2002年，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去给102岁的王恒升院士报喜，王恒升既是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当年地质调查所的同事。

　　王恒升女儿王莹棣回忆说：“那年父亲102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

　　其实，这正是刘东生诚恳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这50多年的岁月使我感觉离不开黄土，但是更让我离不开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同志们，他们使得我们国家的黄土研究真正地能够形成科研上的一股力量，还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刘东生在领奖和接受采访等多个场合真诚地表示，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同行是他“人生里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刘东生曾经回忆说，“如果没有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我终生受益。除了业师之外，还有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给我很好的准备。”而同样，他又把自己从前辈汲取的营养，又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的弟子们。

　　更让人意外的，在刘东生的回忆中，除了这些传道授业的恩师之外，还有众多湮没在时光尘雾中的前辈。管测量的颜惠敏，仪器装配的胡宝琳，绘图的鲁巨川、白耆彬，磨片、照相的李时俊，制作模型、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胡承志，采集化石的王存义……这些都是研究所里的二线工作人员，却都出现在过刘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他在赞颂他们出色的工作之外，希望人们在纪念地质栋梁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幕后工作者的贡献。

　　不忘点滴之事，一个宽厚之人，刘东生就是这样一个在研究和人品上都极具大师风范的前辈。让我们用一副对联来管窥老先生的一生伟绩和人格魅力：探黄土登三极，一生谈天说地。证旋回辟新域，百年科学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