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朔现象”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构成强烈的时代反差,一方面以对主流话语的戏谑和嘲弄,彻底消解了某些深度价值；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语言”冲击了板滞、僵固、单一的精英分子的“书面语言”,从而完成与大众文化(文学)的合谋，标示出中国文化(文学)重新构造的路标。消解崇高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以王朔式的世俗与戏嘲来消解，将会长远地为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带来影响，后果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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