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

　　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在讲述了人生体验的种种痛苦、创伤和困惑之后，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而得出上述这个结论。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舆论一片哗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6万多封来信纷纷涌向杂志社。这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渐渐平息，走进了人们记忆的最深处。

　　为大家讨回6元奖金，黄晓菊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2008年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百盛星巴克店里，“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坐到了记者面前。她目光炯炯有神，精神头很好。她就是28年前那场思想激荡的主角。

　　黄晓菊自幼就与父母分开。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

　　“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黄晓菊说，“小时候，外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得了癌症还在坚持工作。发病时，他在建筑工地被抬下来，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了。”黄晓菊说，“我外婆召集全家开会，每个人每个月都得交钱。当时我在房门后，听到这句话，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自己的亲人竟然只认钱！”

　　初中毕业后，黄晓菊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工友的回答是：‘你有病啊？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谁会跟我谈论《安娜·卡列尼娜》？他们都聊些你家儿媳妇好、他家婆婆不够意思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一件事完全改变了黄晓菊在厂里的境遇。那天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电闪雷鸣，眼看要下雨。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者的名字记下来，并在月底贴出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时，黄晓菊走了进去质问：“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块钱奖金补发下来了。但是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她伤心的是，拿到了工钱的工友们非但没有感激她，反而还讥笑她：“这人傻冒、二百五！”

　　“我是为自己讨回工资而这样做的。我就奇怪，他们都不满意怎么都不去呀？有什么好唠叨的呀？结果我成了出头鸟。”

　　“潘晓”引来6万多封来信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讨论。编辑部当时收到了很多信，都是青年诉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女编辑马丽珍就考虑把讨论主题从“讲实惠”、“一切向钱看”转移到人生观上面来。经过时任总编关志豪的批准，马丽珍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开始奔忙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两位编辑深切地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晓菊同意了。

　　看了黄晓菊8000多字的稿子，马笑东惊呆了，她尤其被“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那段惊得目瞪口呆。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那期杂志5月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1000件左右，前后共收到了6万多件。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读者们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到了编辑部。

　　《中国青年》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说，胡乔木不仅肯定了这场讨论的意义，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是很超前的。

　　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热到了顶点。编辑部领导被邀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

　　黄晓菊一夜成名。然而在那个时代，名气不像在今天可以很快转化为机遇和金钱。出名只是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更大困扰。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我谈人生，谈理想。工厂不让进，他们就老待在门口。我还收到许多大学生的邀请，请我去参加活动，和我共同讨论哲学。”厂领导显然不会欢迎这样的行为，黄晓菊在单位里的处境越发艰难。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

　　“潘晓讨论”的余波

　　1980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放了对黄晓菊的这次采访。作为“潘晓”的代表，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

　　可是，随着黄晓菊的这次“出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情况参考》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也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

　　成名后，黄晓菊的人生一直在漂泊中

　　黄晓菊的日子也没有蒸蒸日上。“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我与出版社的员工子女们在一起，都是一帮小孩子，我和谁探讨去？”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但是情况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

　　这一订就惹事了。用人体制改革时，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可是订刊物时馆长是签了字的，我本可以去上告、去闹的，但我没有。我要争一口气：我30多岁就不能养自己的孩子了吗？”

　　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

　　“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他就不高兴了：‘你怎么也这么庸俗？你还是‘潘晓’呢！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结果是协议离婚。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28年后回望人生路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28年过去了，发问者黄晓菊如何看待今天年轻人的人生之路呢？

　　“每个年代的人生，都有他们的宽和窄。”黄晓菊回答，“刚刚改革开放时，没那么多经济上的束缚，人际关系单纯；现在的小孩却早早地背上了经济包袱，房贷、车贷，压力大得多了。”

　　“但在更多的方面，现在比那时都要宽松。那时可不能过分地强调自我，生活中偷偷搞三角恋，单位都可以把你开除了！可现在呢？”黄晓菊说，“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宽松多了。”

　　那么，那场大讨论是否改变很多人的人生？黄晓菊摇摇头，“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你看当代人，不管外表怎么豪华光鲜，内心都在艰难爬坡。只有未来经济足够发达了，每个个体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