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公的根在浙江，他1897年1月11日出生在宁波一个基督教家庭。他在家排行最小，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由于家里是开药店的，父亲工作忙，就把他和最小的一个姐姐（就是我的外婆）送到宁波乡下老家寄养，在乡下过了8年才被接进城。因为这个关系，舅公与我外婆关系特别好，许多奥运经历都会跟我外婆说，许多从奥运会上带来的纪念品都分送给我们，就这样我对舅公的故事耳熟能详。”蒋世玮有点骄傲地告诉记者。

　　“舅公从小个子虽然矮小，但行动很灵巧力气很大，在长辈的印象中，舅公比较沉默，很少讲话，可说话很有分量。1911年，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就对运动非常感兴趣，田径和球类是他最钟爱的体育项目。”

　　沈嗣良人生最辉煌的经历就是领队参加了1932年和1936年的两届奥运会。“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舅公是提前三个星期从国内赶去了。当时奥运会前还举行了国际游艺会议，世界各国的奥运官员都在会上介绍各自国家的游乐娱乐项目，舅公在会上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激起了强烈的凡响，特别是介绍的中国武术更是引起与会各国官员的浓厚兴趣，都想目睹这个中国的‘国术’，这也促成了下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一支武术表演队，在柏林奥运会上大放异彩。”

　　与世界各国的奥运官员交往，也让沈嗣良内心感到强烈的孤独感，回忆这段经历，他不止一次对家人说，偌大的中国却只有他一位奥运官员：“社交活动非常多，要是有多些中国官员参加，那就更好了。”由于经费紧张，沈嗣良没有住进奥运村，而是住在美国朋友爱德华兹小姐的家。但大场面还是要维护中国的体面的。蒋世玮透露，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沈嗣良穿的黑西装，白西裤，都是在上海找最好的裁缝定做的，非常有精神。“这段经历,舅公一直挂在嘴上。他一直说，如果没有第一次成行洛杉矶，我们中国的奥运士气很难被真正鼓起。”

　　在4年后的柏林奥运会，沈嗣良的孤独感少了很多，当时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时的1人，增至69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就握着沈嗣良的手，高兴地说：“中国不简单，从1个人到几十个人一支队伍，希望以后看到你们派出规模更大的队伍。”回来后，沈嗣良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加紧训练，争取第一次夺金牌。”很可惜，壮志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