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问您写《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俞可平：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初衷是什么？我想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纠正一些在民主问题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认识。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是偏见。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有责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认识。我既写了民主的优点，也写了民主的不足。

　　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绝大多数网评和来信都是支持的。但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招致批判。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能引起争议。

　　在批判文章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两个极端。第一种批判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专制统治”作辩护，是“伪民主”或“假民主”。有人在网站上写专栏文章“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从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已经到了之七。另外一种正好相反，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鼓吹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否定共产党的理论。

　　这也是我的期望所在——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问：您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会如何？在时间和模式上有什么预期？

　　

　　俞可平：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对民主的讨论，我们大概已经取得了这么几点共识，或者说形成了这样几点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绝不能认为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西方的专利产品，我们也有民主。也不能反过来说，只有我们才有民主，别人都没有民主。只要是人类，都会向往自由、平等。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哪一个国家说她就不要平等、自由、民主。

　　第二，追求民主是近代中国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虽然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曲折和教训，例如我们长期以来把“人权”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把好东西都给人家了。

　　我在论及十七大民主思想的文章《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中说，一个不要人民民主的人，一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离不开人民民主。因此，在推进民主政治方面，我们只会往前走，而绝不会走回头路，回头路就是死路。

　　第三，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听众可以看一看我的文章《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2007年第22期的《新华文摘》头篇就是。

　　第四，中国的民主当然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很多制度，我们的很多政策，我们的很多部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例如，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政治目标，就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发展民主政治的现实途径是“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目前民主政治的重点是基层民主。此外，在官员选举、权力监督、立法和司法等许多方面，中国的民主政治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即使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特色，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与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性。中国的民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民主，在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学习借鉴国外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

　　

　　★问：我是一个俞迷。您认为“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应该拿在谁的手里？

　　

　　俞可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涉及到民主的动力何在。

　　我在《民主是个好东西》里面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推动民主，我认为两种人都不能够忽视。一是“人民当家作主”中的人民。你自己都不来推动，民主怎么能前进呢？因为民主，不是由政府或官员为民做主。所以，人民自己应当是推动民主的首要动力。

　　其次是党政官员。现在老百姓因为痛恨腐败官员，以致对官员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其实官员里面有很多是很好的人，他们确实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任上为人民群众多做一点事，也在努力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

　　因此，我认为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

　　

　　★问：对于当前青年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忧虑？

　　

　　俞可平：学生为什么这么喜欢考公务员，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挤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当然有背后的动力，我想无非是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比较稳定。相对于社会其他行业来讲，可能还更高一些。而且一个企业3000元的工资跟公务员3000元的工资含金量不一样，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金饭碗。

　　第二，公务员手上有一些权力。这些权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高尚的人想多为人民做点事，而不高尚的人则为自己考虑多一点。

　　再加上其他行业就业也不容易，于是大家就往公务员这条路上挤。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令人担忧的。

　　第一，这说明社会各个职业之间的平等程度、公平程度不太理想，行业与行业之间差异比较大。

　　第二，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其他行业跟政府公务员比，在社会保障方面，总觉得不太安全和保险。最近深圳的“华为事件”，就说明社会其他行业风险度比较高。在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很多企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把职工的利益剥夺掉。这是我的第二个担心，即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尽快建立起来。

　　第三个是价值导向。这么多人追求一个公务员的职业，我觉得在社会的价值导向上有问题。我们的社会应当有很多人去做其他一些工作。其实有一些行业也很好，非常高尚，我们应当倡导。比如社会的公益组织。这个行业我们没有发展起来。现在有很多类似的行业都没有发展起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尽快扭转如此众多学生都挤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

　　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你官再大，你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过去的20世纪为例，谁是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英国BBC调查的结果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两人都是学者。

　　

　　★问：如果中国必须实行增量式的民主，所谓的增量是否是在存量的基础上另外建立一套体系，待其发展壮大以后，逐渐取代存量？

　　

　　俞可平：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提“增量民主”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我不太使用“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的重点是有区别的。“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注重过程，一步一步往前走；“增量民主”，强调的重点不在于过程的缓慢性，而在于要逐步增加利益总量。按照这样的理解，该突破的时候要突破，如果不突破，就很难发生整体性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突破，不是整体性的政治突变。

　　第二，“增量民主”的着眼点在于，通过改革在总体上增加人民大众的利益。所有政治改革，都要让受益者能够感觉到这些改革增加了他的利益，让他觉得新的体制比原来的体制更好。你反对这个体制也可以，你同样可以享受到新的体制带来的利益。这有点像拆迁搬房。早些年我们要拆迁，市中心的房子是50平方米，郊区的房子120平方米，很多人不愿意去郊区住，觉得不方便。现在愿意去郊区的人多了，因为新房子的结构、功能都非常好，交通也方便起来了，原来的担心就没有了。

　　第三，“增量民主”还强调要切实降低政治改革的成本或代价。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政治改革尤其如此。但我们应当把代价降到最低。“增量民主”认为，改革应当增加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增加原先获益较少的那些人的利益，但也不要剥夺一些人原先获得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在必要时要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唯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改革的阻力和代价。

　　简单地说，增量改革的重点在哪儿？在最广大公民的利益。这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但是有一些人增量会多一点，有些人的增量会少一点，政府要做的就是尽量让原来获益较少的人获益多一点。

　　我的增量改革大体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问：两夜的辗转反侧，我只想小心翼翼地问：您播下的民主的种子，在您的有生之年有收获果子的希望吗？您作为您所在的人群中一个开明书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俞可平：首先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回归常态。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激情，你有很多话要讲，应当有一个制度和环境让年轻人讲出来。如果一个环境，连年轻人都不敢讲，只有老了、退休了的人才敢讲，这就不正常了。我希望有激情的年轻人能够多一些。

　　我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的关心。不光你有一些担心，许多朋友也有类似的担心，有些接近幽默了。比如说有人说，俞可平发表了一个《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受到处分了。甚至有些文章出来，俞可平的介绍变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

　　不过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的文章不仅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鼓励，很多高级官员也一样鼓励我。因为它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政治进步的方向。因此，甚至有一些重要的报刊，要连续发表我的文章或呼应我的文章。我反过来劝阻他们，我不愿意把我的文章或我自己成为炒作的热点。

　　关于民主的前景，我希望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到的民主权利，比他的前辈多得多。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我自己是个乐观派。但我还是要讲，这个民主政治是不能够着急的，因为有多种因素在制约着民主的发展。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么多的政治进步，我已经很高兴了。当然年轻的同志还不满足，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更应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传统。

　　我想，所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让年轻一代享受到更多的民主权利。所以，我希望年轻的朋友要充满乐观。谢谢！

　　本报记者 陈 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