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有世赏官王氏，任浙西一监。初莅任日，吏民献钱物几数百千，仍白曰“下马常例”。王公见之，以为污己，便欲作状，并物申解上司。吏辈祈请再四，乃令取一柜，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置于厅治，戒曰：“有一小犯，即发！”由是吏民警惧，课息俱备。比终任荣归，登舟之次，吏白厅柜。公曰：“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牍。”吏赉案至。俾舁柜于舟，载之而去。

　　（清·潘永因《宋稗类抄》）

　　因祖上有大功，由朝廷颁赏官职者，称为“世赏官”。宋朝就有这样一位王姓高干子弟，被封赏到浙西任职。到任的第一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向他献上了好多钱物，说是为新官上任的“接风惯例”。王某见了，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便要打报告，连同这些财物，一并呈报上级处置。下属再三祈求，王某才命人取来一只柜子，将那些财物全部装进柜中，当众贴上封条，放在衙门的厅堂内，并告诫属下说：“只要稍有差错，我就将此事呈报上级。”自此下官和草民都战战兢兢，奉公守法，不敢有违。后来王姓官员任期届满，登船荣归故里之前，下官问他厅堂上的那柜东西怎么处置。王某说：“往常既然有这样的规矩，那也要有个白纸黑字的凭证啊。”下官把赠送文书写好送上，王某这才命人把柜子抬到船上，满载而去。

　　王姓官员这样的做法，历来都是得到肯定的。

　　明朝冯梦龙对他的评语是：“不矫不贪，人己两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认为这位官员不矫作，不贪婪，最后人己两利，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而不是个油滑奸诈的官老爷。

　　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解析《素书六章》时，也举了这个例子，并将其和“三国刘备当仁不让取徐州”相提并论，认为“顺其势利，当取则取”，没有错处。

　　但我却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因为这个王某的作为，太像现在的一些贪官了：

　　让行贿者把钱财暂且留存，待到自己调任乃至退休后再提取。

　　礼品不妨留下，但为了证明那是自己出钱买的，你要给我一张收据。

　　如果是名人画作，那就请给一张拍卖行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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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是古今贪官狡诈心态的形象写照。

　　而一旦贪赃行为成为“常例”，那就更令人心忧。譬如宋朝，官场腐败就蔓延成了常态。上行下效，大至宰相、衙内，小至牢头禁子，无不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孟州牢城里的差拨向武松索钱，沧州监狱里的牢卒向林冲索贿；就连后来上了梁山的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当押牢节级即牢长时，也责骂因杀了阎婆惜而落狱的宋江：“你这矮黑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给我？”应当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和官场上下腐败成风不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