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通讯报》刊登的“蛇口风波”的消息 　　蛇口青年座谈会现场

　　解放思想进行时·对于往事的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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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韩晓军 文/摄

　　座谈会是从演讲者对特区青年的夸奖开始的

　　台下听众都很年轻，有三资企业的员工，也有少数打工仔

　　1978年大学毕业的郭建新，说起话来激情洋溢，语速很快。“我们当年到蛇口，都是揣着理想去的。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到处是新事物，一群特区年轻人就在那里思考，不断地争来争去。”郭建新说，这是“蛇口风波”发生的背景，“这中间藏着我们青春的理想”。说此话时，郭建新顿了一下，语调深沉。

　　1988年1月13日晚上，当年《蛇口通讯报》的总编助理郭建新从办公室匆匆赶往招商大厦的七楼会议室。因为当晚在那里有一个座谈会，闻名全国的青年教育家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要跟蛇口青年“谈人生谈理想”。

　　“我到的时候座谈会已经开始了，主持人谢鸿（当时蛇口工业区团委副主席）正在介绍嘉宾。”20年后的今天，郭建新回忆说当时谢鸿这样介绍的，李燕杰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曲啸是某部调研员；彭清一是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

　　郭建新说，当时台下坐着的听众都很年轻，有在深圳机关干部、三资企业的员工，还有少数来蹭讲座的打工仔。会议室里都坐满了，还有站着的，大概有百来人。

　　接着，谢鸿开始请三位专家谈来特区的观感。这时曲啸说，从总体上说，深圳的青年是很可爱的。到了培训中心，看到青年人孜孜不倦地学习，非常令人鼓舞。深圳青年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雄鹰。“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深圳的观感：美的山河美的人，美的风光美的心。”

　　彭清一则说，见到蛇口青年，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图书馆外面有那么多自行车，没有丢过。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丢车，丢得还不少。相比之下，是这里文明。“我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向别的地方介绍蛇口青年。”

　　找到郭建新的过程相当辗转。

　　由于当年的座谈会听众并非组织的，所以大部分当年的与会者处于无法联络的状态，无从寻找。有些当事人又不愿意露面，最后记者终于找到了这个愿意再谈谈“蛇口风波”的郭建新。记者飞到深圳时又与他擦肩而过，他因急事已经飞回了北京。最后，在蛇口工业区的18楼办公室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听这个当事人亲口讲述当年的所见所闻。

　　站在如今的蛇口招商大厦（当年青年座谈会就在这幢楼的七楼召开），身边是川流而过的如今的蛇口青年。当年轰动一时的“蛇口风波”还有没有一些痕迹可寻？

　　当年被称作“蛇口风波”的这件事已经过去20年了，很多当事人现在并不太愿意再提当年的事，比如，当年的蛇口工业区团委负责人、当年主持青年座谈会的谢鸿，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他的理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语境也不同了。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争论的那些“搞市场经济是不是淘金？到外资企业上班是不是爱国？”等，现在已不需要再拿出来讨论。因为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这些问题都已有了答案，而当初那场观点与观点的碰撞，已不需要再去追究谁是谁非。

　　后来记者辗转找到当年另一个亲历者，目前在央视某著名访谈节目当策划人的郭建新。郭建新是1986年从《中国青年报》调到《蛇口通讯报》的，同当时从全国各地奔赴蛇口的青年人一样，他怀揣着一腔理想。他说“蛇口风波”是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值得纪念的一段。

　　没有一丝征兆，争论发生了：搞商品经济就是淘金者？

　　争论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青年人平常互相之间经常争来争去

　　当时，一位青年接着曲啸的话站起来问：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曲啸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但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有。”

　　此语一出，下面坐着的听众就觉着不舒服了。

　　“当年在蛇口的青年中大多数人都是大学毕业、从全国各地为着理想跑来特区创业的。他们站在改革前沿，有想法，有追求。对这种习惯把人分成‘先进、中间、落后’的说法，我当时听了也不接受！”郭建新重复着当初的感受。

　　当时，郭建新当即看到有一个穿着工厂制服的青年站起来问：“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赚钱、搞商品经济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来的，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对此，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并没有错啊……凡是合法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活跃经济、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发展。”

　　但演讲者仍坚持自己的观点。“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到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为了创业而来，这是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就不好了。”

　　郭建新说：“当时出现这样针锋相对的局面其实并没有征兆，包括坐在台上的主持人谢鸿。当时他也只是当作一次例行的工作任务，当争论开始有火药味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又有一位蛇口青年站起来反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

　　曲啸打断这位青年道：那你现在为什么工作？

　　青年说，第一为生存，第二是为安全……首先是为了生存得干活，就是这样。

　　另一个青年就在边上大声地插话：“‘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了。”

　　争论很快被引向深入：到外资企业上班算不算爱国？

　　有个青年回应，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市场的，还笑着递上自己的名片

　　讨论到这里，演讲者接下去的发言很快将争论引到了姓“资”还是姓“社”上面。

　　一位青年回应道：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蛇口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工作。“比如我对你们说这些话就不用怕，因为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

　　“这些话说出来，下面观众中有人拍手，也有人笑，台上的演讲者有一点尴尬，但没有阻止下面发言。”当年另一位在现场报道此事的《蛇口通讯报》记者魏海田在报道中说。

　　这位青年继续说，你们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国家的爱、为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干，并为这个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这里人的实际。

　　曲啸跟进说：“我们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你能声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青年回答，这要看爱怎么表达，应实是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蛇口青年挣了钱，他们也创造了价值，大可不必想着现在是为了国家还是自家……

　　曲啸追问，你认为这种思想感情的层次非常低吗？

　　青年说：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感情。

　　在两人的唇枪舌剑中，彭清一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青年笑着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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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口风波”其实本没有风波

　　事后一篇关于座谈会的小消息引起轰动和争议，“风波”中心其实一直平静

　　接着，台上台下还对青年人要不要追求自我价值、要不要进口小汽车等话题进行了争论，讨论得很热烈。

　　郭建新平静地回忆当时的场景，“其实这次座谈会跟当年在蛇口经常召开的一些讨论会差不多，这种有礼貌的争论经常发生。当时的蛇口青年很热衷讨论蛇口该怎么发展等等，话题很广泛。大家争来争去，甚至互相写文章驳来驳去，那是常有的事。”

　　李燕杰在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感慨：“今天在双方发言中有一些不同见解，这不要紧，相互间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彼此是有启发的。我很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实际上也应该这样去做。”

　　本来这次争论到此也就结束了。不料，三位专家的随行人员、李燕杰任所长的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某老师，在座谈会两天后写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送交共青团深圳市委，引发了所谓的“蛇口风波。”

　　1988年2月1日《蛇口通讯报》一版位置上，发表了《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的300字的小消息，此文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其后，《羊城晚报》等国内大报也相继对此事做了报道，使“蛇口风波”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有力挺的，说是青年人不再迷信权威、挑战陈旧价值观，要大大褒扬。有批评的，说特区搞思想政治工作不行，思想很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抬头等等。

　　这时，原蛇口工业区招商局董事长袁庚说了句著名的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把投向蛇口青年的指责与质疑的压力卸了下来。

　　“因此，虽然外面闹得不可开交，但其实在‘风波’中心的蛇口，其实一直很平静。”当事人回忆说。

　　1988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新语丝”专栏中，发表了文章《为袁庚叫一声好》。之后，《人民日报》等几家中央级媒体也开始对这件事做客观的报道，“蛇口风波”的讨论开始慢慢趋向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