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籍的新四军老战士朱琦、朱仁、汪贤孝、万中原、毛维青等10人白发苍苍重聚首，借第一个国家法定清明假来临之际，纪念他们儿时一起在上海里弄长大的伙伴、小学同学，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陆续牺牲的战友。活着的战友去年为死难的战友写了一本纪念文集《新四军中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3月重版了，所以特意安排开座谈会。

　　无论是幸存者，还是烈士，都是一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滩走出去的“叔叔”们。昨天与会的，最年长的叔叔，是89岁的朱琦；最年少的，是80岁的朱仁。他们笑称是来拍“遗像”了——他们的唠叨对今天的年轻人意义何在呢？

　　朱仁说：“60多年前的1944年，我在上海建承中学刚读完初二，就在高年级同学引荐下，到浙江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我们学校有许多师生都在同一支部队里，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我们战友当年参军的年纪都是十来岁，跟今天的中学生差不多，在上海敌占区约有2万多人参加了新四军。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国民党？这就需要与时俱进看清形势了，我们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和人心涣散，不得民心，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这一跟，就是一辈子！”

　　上海来的战士带给部队一种新气象，被领导当作兵宝宝似的喜爱，素质普遍比较高。以五十二团为例，基本上没有文盲。在第一营里，光高中毕业生就有30多名，大学生也不稀奇。当时队伍里组织哲学讨论班，可以直接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在其他部队很难做到。

　　彭冲同志1942年底担任五十二团的政治处主任，他在这次为《新四军中上海兵》写的序言中回忆，当时从处里的股长到班里的士兵，到处能听到上海人讲话的口音。“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志知识面广，政治觉悟高，个个朝气蓬勃，是我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

　　因为文化素质高，来自上海的战士很快大量担任营、连、排的干部或者政治、文化、医务工作。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伤亡很大。

　　白发满头的汪贤孝，耳朵已经有点聋了，但是昨天的发言慷慨激昂，他就是在上海“扩军”的时候加入部队的，一批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的少年，瞒着爹娘参加革命。他收进集子的文章题目就叫《阿爹，我的运气来了》。

　　89岁的朱琦离休前是省美协首任秘书长，画家，从小学画，所以当的是文艺兵，最早在上海滩演的《白毛女》，他是舞美设计。离休后出了不少画册，和华君武是老朋友。他很同意朱仁的话：“今天的青少年也要和我们当年一样，与时俱进啊，要把个人的才华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到人生好出路。”

　　今天的中学生，记住叔叔们！记住叔叔们的唠叨！             本报记者 徐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