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上午，阳光很好，照得“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处亮堂堂，昔日战天斗地垒起的大片“海绵田”里，少见庄稼，却多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村庄背后的山顶上，植被保护得很好，一些亭台楼阁掩映其间——这是大寨人极力打造的“虎头山森林公园”，现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

　　村庄内部，密布着“窑洞饭店”和土特产、纪念品商店，到处播放着红色歌曲，到处是招揽游客的热情叫卖声。已在田间地头消失的大寨人物，走进了售货员手中的书籍、光盘里。

　　大寨村，到处洋溢着市场经济的气息。

　　从1964年走上“神坛”，到1980年被否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曾是国内媒体关注最多的村庄。曾有960万国人到此“朝圣”——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有一人。所以有人说，“大寨”二字的无形资产价值实难估量。

　　改革开放后，作为被批判的“极左”典型，大寨沉默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大寨”为商标的各种商品突然面世，羊毛衫、核桃露……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

　　而最新资料显示：200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收入7000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600倍，人均收入增长38倍；520人的小村庄，人均年纳税近2万元，连续多年蝉联昔阳“纳税冠军”……3月11日晚，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郭凤莲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大寨的变化。

　　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有人质疑“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79岁高龄、被誉为大寨“活化石”的宋立英老人精神矍铄、头脑清晰。

　　说起当时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宋立英说“当时大寨人都不理解”，认为“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变革前夜的1977年，大寨村的成绩神州大地鲜有乡村可以匹敌：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农业实现了机械和半机械化作业；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由集体包揽……

　　但是，大寨全体农民也被紧紧束缚在800亩土地上，从早到晚统一下地干活，挣“大概工”；队员鲜有其他自由，连戴手表、下馆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要“斗私批修”，苛刻得近乎自虐。

　　1979年开始，“肯定凤阳（小岗村）、否定昔阳（大寨）”的势头一浪接一浪。当年，来大寨参观的国内宾客仅4205人，不及1978年的3%。

　　1979年年底，一贯唯大寨是从的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

　　1980年，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

　　1982年，大寨粮食总产量从1981的80.4万斤骤跌到65万斤。

　　1982年年底，昔阳县委书记挂帅的工作组进驻大寨。随即，大寨很快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个男全劳力5.5亩，男半劳力1亩；女全劳力1.8亩，女半劳力1亩”，“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阄决定”。

　　也怪，1983年风调雨顺，“晚上下雨白天晴”，那年总产量上了百万斤，宋立英说“这个（包田到劳）老天都同意”。

　　大寨人在增产增收中接受了新制度。198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大寨人彻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比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习惯了被别人学的大寨人，开始走出家门“学全国”

　　位于大山深处的大寨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无人问津。缺乏长远规划，大寨的个体民营经济各自为政，规模小，没特色，抗风险能力差。上世纪90年代初，大寨个体经济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

　　于是，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

　　“说心里话，当时不大愿意回来。”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安排郭凤莲到大寨重新掌舵，郭“担心搞不好”，“但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1991年11月，刚过完45岁生日的郭凤莲复出。

　　“刚回来的时候，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

　　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

　　“必须走出去。”1992年2月，两辆满载140名大寨村民的大巴车从大寨出发，直奔娘子关外的华北平原，开始了大寨人的“洗脑”征程。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

　　他们参观了年产值已经上亿的河北获鹿高迁村。“到处都是小洋楼和现代化厂房。”而这个村庄，历史上曾经是学大寨的典范，支部书记张银周原籍昔阳，对家乡人非常热情。

　　这场震撼人心的参观，彻底让大寨人看清了自己“井底蛙”的落伍状态。“大寨怎么办”的讨论会在大寨村几乎一天一场。

　　从高迁回来后，宋立英陪着郭凤莲又南下江阴市，“根本看不出人家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农村。”宋立英感慨。

　　随后是华西村、浙江鄞县、大邱庄……郭凤莲“越看越惭愧，越看越着急”。

　　199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来到了大寨，他告诫郭凤莲说，不要看花了眼，那个地方跟这里条件不同……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

　　最后，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大寨”成了抢手的商标，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

　　当时，“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口号喊了多年，全国各行业均竞争激烈，姗姗来迟的大寨毫无闯荡市场的经验，“学费自然少交不了。”

　　1992年上马的羊毛衫厂是个成功范例，1993年就生产了3万件。随后，和省乡镇局及太原一家衬衫厂联营的大寨衬衫厂也获得成功。现在看起来，这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能获成功，主要是市场认可“大寨”这个商标。

　　目前，这两个企业由于技术样式老化，已经不复存在。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后来注册了“大寨”系列商标。现在，“无形资产变现”的财富游戏不断在大寨上演：许多企业看中了大寨的品牌价值，向大寨支付商标使用费，核桃露、铝塑管、杂粮系列……

　　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元的中外合资企业“大寨中策水泥”，成为大寨这十几年来的创收大户之一。

　　不久，大寨又和“宁城老窖”联营，把昔阳酒厂包装成了“大寨酒业”。

　　大寨旗下的企业越来越多。昔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纷纷进入工厂打工，成为“现代农民”。

　　大寨二次创业中，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1993年，郭凤莲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大寨旅游做了全面规划。此后，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整理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

　　1999年，大寨景区被评为全省五大著名特色旅游景区之一。据介绍，虎头山公园的门票一张30元，一年门票收入就高达300万元。

　　大寨人已不习惯战天斗地了，一半海绵田退耕还林

　　记者见到赵保国时，当了饭店老板的他正在厨房炒菜，“欢迎光临呀，吃吃我们大寨饭，喝喝大寨酒……”

　　包田到户后，赵保国在1986年购买了“小四轮”跑运输，“一天能挣25元。”

　　2003年，大寨旅游已经成气候，赵保国在自家院中开了窑洞饭店，“当上了小老板”。

　　“没仔细算过收入，每天抽烟喝酒都在里面，比别人过得好吧。”老汉一脸自信，“只要开饭店，哪年也能落个一两万元。”

　　赵保国的大儿子，现在已经不去企业打工，而是在大寨森林公园展览馆工作，“挣着固定工资”，“村里许多年轻人都不愿干脏活累活。”

　　赵保国的儿媳，从事导游工作，“讲解一遍就能挣个三五十元”，“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但凡有点文化，都在干这个。”

　　赵保国，是大寨很多人的缩影。

　　宋立英老人的家，在广场西侧第一排窑洞内。老人的邻居，曾分别是陈永贵和郭凤莲。

　　“我现在是有产阶层了。”宋立英的纪念品商店，就开在自家院内，据说规模在大寨排第一。屋内门外，游人如织。在自家院中开纪念品商店后，不识字的她努力练字，现在已能签名售书，还给一些音像制品担任“昔阳县的销售总代理”。79岁的老人，脚登皮鞋，穿着流行的红对襟衣服，昔日保护集体财产而致残的手指上，带着当年被称为“资产阶级享受思想”的金戒指。

　　如今的大寨，已形成以旅游、煤炭、化工、建材、酿酒、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多个支柱产业。“集体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上世纪末，大寨给村民盖起了50座独立小别墅，改善居住条件，村民只要掏五、六万元就可入住，其余由集体补贴。今年，村集体又准备动工，再盖50套170平米的住房，每套6.5万元。赵保国一下子交了两套的钱，“两个儿子一人一套”。这种福利，让许多外地游客羡慕不已。

　　大寨村民还享有取暖、上学等各种补助。2007年，全体村民每人分到了10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得到200元的养老金。

　　宋立英老人说，“和以前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得感谢邓小平”。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800亩大寨“海绵田”。“大寨人已经不战天斗地了，开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海绵田”中的一半退耕还林；其余的400亩，大寨组织了30人的农业专业队伍，实行统一管理，农户只负责收割。这30人，多是一些经济困难、无能力外出打工的村民，他们依然实行大寨历史上的“记工日”制度，每出一天工可得到25到30元，“算是以工补农，以工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