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洋厂长”武汉挂帅

　　媒体对此选择沉默

　　1984年8月，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10月份的一天，这位自称为“完美主义者”的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忍不住自言自语：“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这一年，武汉刚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后的路具体该怎么走，当时并没有参照系，武柴的弊端是当时所有国企的通病，至于如何整顿也是一筹莫展，格里希的话让武汉市政府的领导灵机一动，根据前一年邓小平同志关于“引智”谈话的精神，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成形：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原武汉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丁华见证了这一段历史，他说：“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如果失败了，也只是一个武柴；但如果成功了，却可以对全国国企改革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中国国营企业第一位“洋厂长”就这样走马上任。

　　出于种种考虑，关于格里希就职的报道，除了广州的《羊城晚报》，中央和武汉当地传媒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直到十多天以后，国务委员张劲夫来湖北考察获悉此事，肯定“武汉大胆走出了第一步”。此后，闻风而动的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争相前往武汉柴油机厂采访，“洋厂长”一事轰动一时。国外评论说，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系列改革探水国际市场

　　“我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老婆孩子”

　　虽然1984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让一个外国人掌握国企帅印，很多人仍然难以接受。消息一走，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国人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再说，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为什么偏要请洋人当厂长？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在报上发表文章力排众议：“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

　　为了协助格里希工作，武汉市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市委常委带队的工作组，并将武汉柴油机厂列为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

　　“洋厂长”来之不易，格里希应该预测得到，接下来的两年，会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他。格里希有句话用来诠释他耋耄之年还来到中国的原因最为贴切，“我不愿把我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坟墓里去，希望它们能对中国有所贡献，让中国农民花同样多的钱，能买到更好的农业机械。”他自己说的话，朴实得让人落泪。

　　“洋厂长”走马上任后，马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身体力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据武柴最后两位厂长谢长钦和柴玉本回忆，他的包里面放三样东西：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

　　为了解决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况，上任不久的格里希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并给每个质检人员发一套红衣服，这些“红衣服”在厂里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同时，他还规定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到车间和现场解决问题，不能坐办公室里指挥。

　　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新做法一直无法获得武柴员工的广泛的理解，格里希在车间巡视时，工人会装模作样，当他一走，工人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有人会在车间门口放哨，一见到格里希来了就喊：“鬼子进村了！”在他的日记里有提到，本应于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资改革方案，因为员工的抵制，一直到6月还不能落实。1985年6月的一次全厂中层干部、技术人员会议上，格里希甚至恳求：“你们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发疯了，每天不知道享受，天天到车间去吹零部件，累得满身是汗……我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拼命干，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老婆孩子！”

　　令人欣慰的是，格里希的改革终于给武柴带来了新气象：职工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产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1986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6年11月，格里希离任。1987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格里希受聘为武汉大学荣誉教授。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百年计”壮志难酬

　　因为他的离任，产品质量急剧下滑

　　格里希在任期间执着于保证产品质量，一些员工却认为武柴作为农机骨干企业，其产品在当时的国内市场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格里希大火：“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这是中国企业最早苏醒的国际标准意识，这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德国老人在为武柴做“百年计”。

　　但是1986年11月，格里希苦心经营起来的质量检测体系，因为格里希的离任，立即名存实亡。退休职工陈昌池回忆，格里希走后，厂质检人员虽然还穿着红衣服，但管理权威已名存实亡，武柴产品质量急剧下滑。

　　1987年，厂里有一批产品质量较差，质检部门认为应该返工。但厂领导觉得用户反正急于求货，无须重来。

　　1988年4月，洛阳拖拉机厂订购一批柴油机。当武柴将精心挑选的10多台样品送上检验台时，全部被检验为不合格，送上去一台，被丢一台。1990年上半年，东南亚国家向武柴订购一批产品。质检部门认为，产品质量不行，不能出口。厂领导却说：合同时间快到了，即使是豆腐渣也给我弄出去。结果，第二年，东南亚地区再也不要武柴的产品。

　　1993年，武柴开始出现亏损，到1998年已经完全破产，职工下岗，资产重组，格里希为之深情奉献的武柴不复存在。

　　“格里希是一只早叫的洋公鸡。”一位资深记者这样说：“他的那一套改革办法与我们今天国有企业推进的改革方向完全相符，只是早提了一些年，但在那时实施起来阻力重重。”

　　如今，格里希留在武柴的痕迹，只剩下了3栋职工宿舍，那是当年他为职工们所谋的福利。

　　一尊塑像，一行铭文

　　“我希望死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

　　2000年6月，年届80高龄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武汉的变化让他欣喜不已，但是没有人敢告诉他武柴的真相，对武汉眷恋至深的老人向朋友说：我希望死后能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

　　格里希几次提出看看武柴，陪同人员都以在修路等原因婉言挡开话题。人们实不忍这位老人看到破败的武柴而伤心。

　　格里希治厂精髓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管理体系，他反复强调要以国际市场的高标准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武汉名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鑫炎教授说：“格里希当初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等建议，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非凡意义。”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米尔豪森市逝世，享年83岁。2004年，在格里希去世一年后，武柴卖完了全部设备，清厂交地，并按照武汉市的政策安置了武柴原有员工。

　　从1984年到2004年，仅仅20年时间，惊天动地的辉煌败落的速度不可思议。2005年4月17日，在他去世两周年忌日，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市，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

　　格里希铜像坐落在武汉市古田一路汉正街都市工业园。铭文上镌刻着：威尔纳·格里希，1984年至1986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长期间，忘我工作，大胆改革，从严治厂，为中国企业改革，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做出重要贡献……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人才的价值，大胆使用外国人才”，同年8月，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

　　百业待举的中国用海纳百川的襟怀向世界张开了热情的臂膀。65岁的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来到中国，成为我国国营企业里的首位“洋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