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初，南京开了一个哲学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结束以后，有人给我介绍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是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他向我约稿。我把文章寄给他，一连4个月都没有回音。直到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突然来了一封信，信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两份清样，王强华在信中表示，这篇文章一定要发，但还要修改。稿子又修改了两三次，每次都是挂号寄到北京，北京再挂号寄回来。

　　到当年4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把我请到了报社，当时在场的还有《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我的哲学老师孙长江等。杨西光说，这篇文章他看了之后觉得很重要，放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一定要放到第一版，所以请大家来讨论怎么修改。

　　当时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个主题的文章，所以请来有关人员一起谈。结果大家讨论，最后意见总结起来就是文章要更有说服力、更有针对性，内容更丰富一点，逻辑更严密一点，不要给人抓住小辫子。

　　那时，我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就改文章，会议结束以后我又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改写。这期间杨西光同志来看我三次，他告诉我发表的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这时事情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了，真理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发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已远远超出《光明日报》的范围。

　　杨西光还跟我谈，这篇文章我们要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而不以个人名义发表，并当即聘请我为特约评论员。我立即赞同，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只要文章能起更大的作用，我都同意。

　　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做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