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项政治任务落在红旗轿车身上。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示，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检阅车。”亲历这段历史的赫世跃回忆，“当时他说，我们这么个大国，总要搞一些王牌轿车。红旗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全靠自己力量有困难，可以进口一些‘内脏’，等自己的车子过了关，就可减少进口。”

　　就在这一年，中国轿车工业正在经历多事之秋。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下线，自主品牌上海牌消失了。很快上面传来意见：“红旗要进一些关键部件提高质量，要快。红旗车声誉还是好的，外国人认为坐‘红旗’是政治待遇。现在上海是桑塔纳的牌子，如果再不生产红旗车，咱就没了自己生产的轿车。”赫世跃回忆说。

　　于是，轿车分厂重新红火起来。1984年9月6日，两辆装有美国发动机和西德风扇的红旗检阅车送抵中南海。10月1日，邓小平坐上了崭新的新型检阅车。那次是赫世跃把车送到北京，“警卫局领导请我们吃了中南海的活鱼。”

　　建国35周年检阅车的成功，给红旗车打了一针强心剂，红旗人思考“复活”，厂领导也曾多次斡旋要求恢复生产。但红旗轿车仅靠自我开发，步伐太慢难跟市场需要，只有与外方合作才可能复产。

　　最先纳入视野的是德国奔驰。1984年，“一汽”形成利用奔驰高级轿车改造成红旗车的方案，中德磋商4年多，终告失败。一位轿车分厂技术高管在当时的报告里这样写道：借助国外名车改造红旗车，并不丢脸。丢掉与奔驰的合作是错误决策，如果我们有了车身模具，只要适当改头改尾加上底盘和发动机，红旗真会成为国产名牌车。

　　这个观念和另一种观念产生了冲撞。

　　“一汽”与奔驰谈判期间，美国福特公司各种零部件和大洋公司的空调系统，都试装进红旗CA770中，这款红旗经典车型几乎只剩一件外衣。使用一段，无人熟保养，备件没后继。

　　原“一汽”轿车分厂副总工程师智百年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他说这些想法出发点上也许有正确一面，“但这是一个歧途！”智百年的理念决定了行动，多年后成为吉利汽车开发团队的核心人物。

　　程正一定会和智百年有着同样的观点。他告诉记者，从前的红旗轿车虽有模仿，但从里到外都是自行设计制造，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车”，“早期红旗车发动机是我们研制的V8发动机，代表着咱的汽车工业实力。”程正向记者展示了V8发动机的图片，一个精美绝伦的钢铁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