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出生的崔祥斌，真没料到自己会在南极大陆上跑那么远！整整3600公里。如果折算成北京到杭州的直线距离，估计能跑3个单趟。

　　昨天上午10点，崔祥斌穿着一身鲜红的“中国南极科考”服，出现在本报编辑部。5个多月的南极生活，在崔祥斌身上留下的最明显印记就是——他原本在西藏集训时晒成古铜色的皮肤，经过南极极昼的考验，现在已经成了特殊的“南极红”。

　　记者是目送崔祥斌登上“雪龙”号的，那是去年11月12日的上午，第24次中国南极科考正式起航。当时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国极地码头已经是秋风肃杀，但是浙江大学地球物理专业博士崔祥斌却只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在来来回回地搬运一箱又箱的实验器材。

　　这位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性格非常沉稳，带着山西汉子特殊的沉默。从去年12月13日起，就在“雪龙”船即将靠近南极大陆时，他的“南极科考博客”不断出现在记者的邮箱里。

　　今年1月，南极科考曾经发生过一次险情。当时的新华社快讯是这样描述的：

　　“北京时间16日10时左右，中国南极内陆冰盖考察队5名遇险队员和6名救援队员安全返回大本营。14日出发的5名考察队员由于雪地车失去动力而遇险。”

　　“崔祥斌在其中吗？他是5名考察队员之一吗？”记者当时看到这条消息，心情非常焦急。

　　因为自从崔祥斌作为“突击队员”进入内陆后，记者就有大约50天没能收到他的邮件。

　　昨天，崔祥斌第一次面对记者回忆起1月14日经历的大营救过程。

　　“14日凌晨3点左右，我正在冰盖上工作，突然发现自己操作的实验器材‘冰雷达’输出的考察数据不正常。这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是雪地车出故障了。

　　“在检查后我发现，雪地车这时提供的电压不到19伏，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9伏。雪地车出故障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我们工作的电力、生活的保障都要靠雪地车来提供。

　　“可怕的事情仍旧发生了！凌晨5点，雪地车彻底无法工作了。当时，我和另外两名考察队员是挤在后车厢里，只感觉到空气的温度在一点点结冰，冷得大家都不想说话。当时我就在心里默念着千万别刮暴风雪，否则性命难保。”

　　通过铱星电话，100公里之外的营地知道雪地车故障。按雪地车每小时10~12公里的速度计算，仅路上就需要8~10个小时，此外还要有准备燃料、营救设备的时间。

　　3辆雪地车从营地出发赶来，幸好路上没有出现情况。“等到傍晚5点左右，我突然透过车窗看到远处出现一个黑点，等到它慢慢驶进，我看到雪地车后扬起大片的雪花。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开得这么快的雪地车！我估计当时雪地车每小时的速度超过了16公里，开得太快了。”

　　崔祥斌是一口气讲完了这次最冒险的经历，听得记者在一旁都忘了插话。

　　“我们得救后，又继续完成了原定的考察任务，然后才返回大本营。”

　　崔祥斌说，3600公里就是这样一天接着一天跑出来的，而且都是跟他的考察设备“冰雷达”一起完成的，一般考察队员的考察路程可能在2500公里左右。

　　“由于冰雷达是由雪地车提供电力，所以我每天都在车上，由于车子太颠簸，不敢坐不能站，许多时间都得用躺的姿势来完成考察。”

　　整整两个多小时，记者一直听着崔祥斌讲述他的南极科考故事。他说，希望过两年能再次去南极，相信下一次自己能准备得更充分。

　　本报记者 沈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