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星云 整理 本报通讯员 唐光锋 摄

　　解放日报打响“第一枪”

　　很多人把我和“皇甫平”3个字联系在一起。“皇甫平”是我组织撰写的文章的笔名，这些文章发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见证历史的发展。

　　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开了“第一枪”，发表4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思想交锋。它成为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到武汉、珠海、深圳、上海等地巡视的背景，以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为标志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

　　姓资姓社，中国向何处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波及全国，震动世界。当时我们正在实行经济治理整顿，再加上国外一些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制裁，所以从1989年到1991年，我国经济增长连年下滑；到了1990年的时候，曾经跌到最低点，GDP增长只有3.5%左右。接着，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衰落。

　　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中，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长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了两种改革开放观，把我国改革开放10多年以来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当作“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进行批判，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姓资姓社”的诘难。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联产承包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的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改革开放的声音沉寂了。这就是当时舆论的态势。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就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改革开放不能丢，并建议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采取比4个经济特区更加开放的政策，作为一个样板推动全国改革开放。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在上海过第4个春节。同前面3次不同，这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企业，听取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他当时很动感情地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提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4篇文章把改革推向浪尖

　　按照《解放日报》宣传的惯例，每年春节都要在头版发表一篇言论贺新春，提出对一年形势、任务的一些基本分析和看法。以前都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次我深感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性，不能像以前那样写一个小言论，所以特意找来当时《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处长，我们仨一起研究怎样宣传好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年初一（2月15日），署名“皇甫平”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了，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因为当年是辛未羊年。这篇文章提出，12年一个轮回，回顾到前一个羊年，也就是1979年，那时候正是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所以文章写道“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非常平淡，但在当时会让大家眼睛一亮。

　　接着，我们又发表第二篇“皇甫平”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是4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真正传达和宣传了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也就是说，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相隔20天，我们发表了第三篇署名“皇甫平”文章，内容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这是针对当时有人质疑“开放会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以及上海开发浦东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来谈的。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后来引起一些刊物对“皇甫平”的批判。这段话的意思是，增强扩大开放意识，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先进的与国际发展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一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放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等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资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发表在4月12日。当年，朱镕基同志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在文章中表述了“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的问题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文章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激烈交锋 各种观点有分歧

　　这4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有不少读者打电话问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什么背景？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的人员都接到了当地领导人的电话，要求收集“皇甫平”的全部文章。当时很多干部和群众都认为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的春风，说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批判，认为“皇甫平”文章不许问改革开放“姓社姓资”，作者自己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而且公然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的文章，矛头分明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我还顶着更大的压力，中央原决定让我到香港大公报履新，就在成行之前，突然被取消了。

　　在这种情况下，原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把“皇甫平”文章和批判我的材料收集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思想交锋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各种观点分歧的情况。某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明确批评“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好不容易把我们党的思想统一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皇甫平”讲什么市场经济又把全党的思想搞乱了。可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到上海，他讲的话就不一样，他很幽默地表达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他说：“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不知道是男是女，不要急于取名字。”意思说，改革开放很多都是新的探索，不必急着给“姓资姓社”定性。

　　88岁高龄的小平“出山”讲话

　　1991年，就在“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小平同志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到2月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小平同志还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后来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整个过程。

　　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聚焦矛盾

　　改革开放30年来，道路曲折。其中发生过3次大争论，第一次是1982年围绕商品经济的争论；第二次就是我上面讲的围绕市场经济的争论；第三次大争论是2004年到2006年，有学者认为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错了，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带动了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都错了，教育改革错了，住房改革错了，医疗改革错了……而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就提出来，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是用西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主导改革开放，因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这一场争论就从这里开始了。

　　2006年1月，我决定以“皇甫平”的署名再发表一篇文章，就是“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没有错，错在我们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完善我们的法律体制和各方面体制，造成目前积累下来很多问题。我并不回避1992年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到2000年我们遇到的六大问题：

　　第一个是“三大差别”拉大，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第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我们只关注GDP的发展，而拉下了社会事业，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第三是民生问题，社会事业滞后的同时也必然突出了民生问题，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出现了种种同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困难；第四是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GDP增长较快，我国大投入、高消耗，造成大量资源和能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可持续性发展”；第五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和空气都受到污染，特别是缺饮用水，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很高；第六个问题就是腐败现象在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带来了社会治安混乱，社会风气下降。

　　这六大问题怎么解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矛盾是：私人品供应不足，没有达到温饱。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主要矛盾变为从私人品供应不足，转为社会公共品供应的低效和不公平的问题。所谓社会公共品就包括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信息畅通、司法公正，还有公民的权利，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都是社会公共品。

　　GDP的增长和每年增长的财政收入到底拿多少去发展社会事业，来解决广大老百姓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品呢？很少。所以就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我认为，政府不应该走在经济第一线，而要转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化为着重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搞好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一个法制的政府、廉政的政府、高效的政府、透明的政府，坚持这个方向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要转化为“公共服务型”

　　17年前，我写“皇甫平”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能够搞市场经济就解决问题了，经济发展又快又好了。但是经过这17年我感觉到，市场经济也有两种道路，也有两种发展的前景，一种是法制的市场经济，一种是权贵的市场经济；如果法制不完善，制度不创新，我们很可能就走上权贵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政府不要成为经济主体，而要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政府要设限权。一个和谐的社会，政府是公共的权力，应该以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任务，这就限制了政府的权利；第二是社会有自治的权利，十七大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原来的三个内容：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又增加了一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叫基层政治制度，这个很重要，社会要实行基层自治，社会有自治的权力；第三个权利是市场，市场是真正配置资源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的格局是：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自治权力和市场配置资源权力三结合，各得其所，政府管政府，社会管社会，市场管市场，这样才能使社会走向和谐。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把“政治人”转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

　　我认为，未来新的思想解放实现四位一体的改革和发展以后，我们应该向“和谐人”转变，应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