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昨天是第14届世界读书日，爱看书的人在书店汇集，而有一批写书出书的人，由省委宣传部召集，也在一起探讨浙江作家、浙江文学。

　　座谈会邀请的是全省文化界精英：叶文玲、黄亚洲、袁敏、盛子潮、艾伟……他们抛出一个个问题，作家是不是普通人？余华、麦加原来都是浙江的，为什么在浙江不红，出了浙江就红？作家的收入是不是太少？作协要认可“80后”“90后”写手吗？……浙江文学界很焦虑。

　　作家要把身体

　　降到普通人位置

　　作家是不是普通人？这是昨天座谈会上的焦点。

　　柯平，湖州师范学院教授、诗人，目前在写大运河。他已写了一稿，最近又把自己推翻了，打算重写。“我对运河了解得越多，对自己越是怀疑。这条2500年来跟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河，凭一个诗人气质，一次探访，能否展现出来？由此我想到另一个概念，深入生活。以前提深入生活是到群众中去，写周围的人，写他们的生活才有人看。现在想，对一个题材，把历史、现状、内蕴弄清楚，是否也是深入生活？”

　　对“深入生活”的疑问，柯平又把它引向作家、诗人这个群体，“作家、诗人的定位，是不是把自己从人群中脱离了？以前感觉和普通人不一样，现在在商品经济打击下，老实一点了，没有那么骄傲。但作家诗人真的不是普通人吗？你完全是一个普通人，区别只不过你是写东西的。这不仅仅是姿态放低的问题，是这种思维的转换，把身体降到普通人的位置。作家不是身份，他一定要作品比人大。如果人比作品大，估计作品也不会太好。”

　　浙江作家

　　会温吞水化

　　座谈会上，浙江文学界精英一直在自问，为什么浙江作家常处在温吞水状态，“烧不开”。浙江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直截了当说，浙江的文学创作比之兄弟省份，“稍逊一筹”。

　　何志云，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19岁离开浙江，2005年回杭，在外闯荡几十年，他回浙江短短三年，已感受到“温吞水”现状的压力。

　　“三年下来感受到浙江文学界，有点‘温吞水’化。在文学界，观念冲突少，情感碰撞少，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烦杂性少。”

　　在他心目中，作家应该是一群不满足的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他要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疑问，有疑问才会有碰撞。

　　“杭州在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对浙江作家来说，富裕之后怎么安放人心；舒适之后，怎么探索生命，都需要无止境的思考。但在现代化都市中，作家容易把身体和心灵遮蔽起来，缺乏对城市日常生活感的把握，浙江作家应该从生活中找到一个点，回到常识。”

　　李森祥，嘉兴市作协主席，电视剧《卧薪尝胆》的编剧。他觉得浙江文学目前“烧不开”的现象，责任不全在作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包装，浙江文学界是妄自菲薄了。

　　“艾伟、柯平这些人，为什么没红起来？余华、麦家原来都是浙江的，为什么走出去才红？为什么他们在浙江红不了？这里潜伏着一个问题是，浙江怎样打造自己的有创作潜力的作家？主管部门向作家施肥也不少，每年签约作品也不少，其中也不乏好作品，怎么打造包装这些作品而不湮没呢？浙江文学界现在有点妄自菲薄，其实目前浙江缺一个包装机制，没像造一个明星一样去打造作家。”

　　《江南》杂志社主编袁敏，她从一个推手的角度认为，浙江的文学创作需要搭建一个流畅的推动平台。比如把刊登在《江南》的优秀原创小说出版成书，再做影视剧，达到资源运用最大化，影响最大化。

　　肯定人性的

　　作品太缺乏

　　艾伟，宁波《文学港》副主编、作家，他最近在读两本不入纯文学作家法眼的书，其中一本是日本一位“80后”女作家写的《一个人的天气》，还有一本是阿富汗作家写的，记载了阿富汗几十年动荡中的生活。

　　“日本‘80后’女孩写的书，她里面有传统的背景，有季节的敏感，有对生命的关注。而我们‘80后’的想象，是都市的、浮华的、享乐的，与传统文化的脉络是隔绝的。阿富汗作家写的这本书，即使讲苦难，还是讲出了人性中肯定的一面，善的力量，用感动、善良、温暖去打动读者。现在文学界肯定人性的东西好像比较缺乏，人性黑暗的一面，苦难黑暗的经历，更多被现在的作家关注。我读的这两本书是畅销书，纯文学是不畅销的，这现象值得研究。”

　　“在经济建设高潮到来时，文学创作高潮也必将到来。这个时候最需要作家的精神守望。一个时代，诱惑太多时，正是拼精神拼文化内涵的时候。”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秀明觉得，作家这个时候最应该担当精神守望的责任。

　　“80后”“90后”

　　写手书卖得动

　　嵇亦工，杭州市文联主席，他抛开浙江文学界老问题，提了一个新现象，怎么看待“80后”“90后”写手。

　　“我们这批‘60后’的人，也要关注‘80后’‘90后’写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才华已体现出来。虽然我也不爱读他们写的玄幻小说，但他们写的书能卖上几十万册，这是事实。所以文学界、作协有责任尽早发现他们，跟他们交朋友，扶持他们做文化创意传播。”

　　本报记者 王玲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