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就像这些天杭州的天气一样，朱德庸的人气直线上升，因为第四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专门为他安排一项重要活动——4月30日是“朱德庸日”，下午4点，他会出现在休博园和读者玩冷幽默，晚上7点半他马不停蹄到浙江图书馆，参加本报和省社科联主办的浙江人文大讲堂。昨天晚上，记者特意与他通了电话，希望他透露点什么，他说想说点有关“创意”的故事。

　　想做杭州人

　　朱德庸不是第一次来杭州。2000年，他因为做宣传来杭州呆了两三天，“当时对杭州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我住在香格里拉饭店，只记得窗户一打开就是很大的西湖，我和我太太一起在西湖边散步，吃新鲜的莲子，感觉很诗情画意。”

　　可去年因为《绝对小孩》的宣传活动来杭之后，朱德庸在博客里却写下这样一段话：“杭州比起上海，人的生活态度闲适多了，如果让我现在选择做上海人还是杭州人，我想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闲适”，杭州的这种味道正好投合了朱德庸的口味。他和记者讲话的腔调，永远是那么平稳、慢悠悠的。“悠闲不是天生的，需要自己调适。我26岁进入报社上班，4年后却放弃了这份不错的工作，就是为了过自在的生活。我也曾迷失过，有段时间非常忙，因为我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快乐，但我很快修正了自己，我发现工作给人带来的快乐和生活给人带来的快乐完全不一样，因工作而获得的成就感是需要你付出代价的。”

　　在他看来，“成功”是一个“陷阱”：“老板们在讲的成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鼓励了大多数人去促成他的成功。”

　　太太和我就像两小孩

　　朱德庸对太太的依赖很多人都知道，当太太因为生病而不能陪他来杭时，他就失魂落魄，“这次当然会陪我一起来！”“很多太太喜欢把先生当儿子，把儿子当先生，可我和我太太就像两个小孩，我们是玩伴，是两个流落在地球的外星人，别人不了解我们在想什么，只有我们俩能互相沟通，所以如果她不在我身边，我就太孤独、太无聊了。”朱德庸非常庆幸，自己这个“外星人”还能找到这样一个玩伴，“如果说婚姻是一次坠机事故，那么我和我太太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朱德庸现在给自己规定任务，一年就出一本书，2007年他出了《绝对小孩》，“现在就继续写《绝对小孩2》。”

　　这又是他和他儿子故事的翻版？“这回不是！《绝对小孩》很早就写了，大约在2000~2002年。这本书的确与我儿子关系很密切，就像童年的我和我儿子面对面在互相打量对方；但这本书从写好到出书相隔了5年，我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完，所以今年才写《绝对小孩2》，想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包括他们和父母、和学校的关系等。”

　　认真准备讲稿

　　记者问他：“这次讲座准备讲什么？”他回答：具体内容正在准备中，初定主题是：大我创意产业与小我创意产业。“这个时代人人在讲创意，在说21世纪是个创意的时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创意产业吗？它到底牵涉到多少人？是真的需要还是一次偶然的迷失……”

　　记者告诉他，已经有很多人来索要他的讲座门票了。“那我压力更大了！”他说。为了这次讲座，朱德庸准备得挺认真，还向我们要了余秋雨等人以前的讲稿参考。当“朱德庸”和“认真”二字联系在一起，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记者告诉他：“不要为了迎合人文大讲堂的风格而改变自己的特色，说您最想说的就行，那才是人文大讲堂坚持的百花齐放。”他说：“那太好了！”

　　本报记者 俞熙娜/文

　　本报通讯员 周广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