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在图书市场的一片喧嚣声中，许多亮点都转瞬即逝，前不久的郑州全国书市可以说是全国图书市场的一个缩影，所不同的是，两个老人，沈昌文和王蒙，在郑州书市大火了一把以后，他们的回忆故事却在文化圈内真正引起了注意，因其是以披露真相为卖点。记得王蒙当时对记者语气强调地说，有好多事情，我想，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说了。而沈昌文整个下午坐在郑州的“上岛咖啡馆”里，播放录音机似地对着来来去去川流不息的记者们翻来覆去地打着他的“沈记”太极拳：“我这人向来在别人眼里滑头滑脑，不务正业，我这本《知道》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个知道分子……”

　　鉴于两人退休前的身份，他们的回忆当然是有看头的，只是这个“看头”到什么程度，那还得要看两老人是想把某些故事永远封存不见天日？还是趁着人还健在脑还清楚赶紧公告天下昭显真相？

　　王蒙曾是国家的一任文化部长，对于想了解些评奖内幕、文化界人事变动因缘际会的读者，他的这第三本回忆录大有花头。比如，大家都把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看得神神道道，每年都会传出些某某会得奖、某某因为与某某的关系而令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懂中文的评委马悦然青眼有加。而王蒙对此再也按捺不住，在这本回忆录里详细地把他所了解的内情据说是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不过，他也着实替自己鸣了一回委屈：“都说我聪明，我要是聪明能干那么多傻事，能遭这么多罪吗？”所以，他有许多章节是告诉读者他干了多少“好傻好天真”的事。比如推荐郭敬明入作协一事，他对此自嘲“很傻很天真”。王蒙在书中写道，当著名出版人金丽红问他可不可以当郭敬明入作协的介绍人时，只知道郭敬明写过编过许多畅销书，此外一无所知。他已不再参与作协的具体工作，其介绍并没有组织效力。“只有组织才掌握了审批的权力与手段，也才具有有关的责任”，他在书中为自己辩护说。“我想当然地以为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去表达对于一个有缺点的年轻人的善意，是正常的、良好的”，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成为道德义愤的口水表演场”。最后，王蒙感叹道：“我仍然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多么好说话，多么脱离实际啊！”

　　据圈内人说，可与王蒙一比聪明的就是这个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圈内人尊称“沈公”的人了。记者在郑州时整个下午连同晚上都陪同他坐在上岛咖啡馆并某餐馆里，看他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地应对各路记者，世故中透着憨厚、精明中也有纯真……根本无法把他简单归类。在他这本《知道》中，若是粗看，可能就会错过许多精彩的情节，如《读书》杂志的前世后缘，三联书店在文化界的地位确立过程，许多文化界大事件背后的事，文化界名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本回忆录的作者是著名诗人北岛。继北岛之前的散文集《时间的玫瑰》、《失败之书》之后，这本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青灯》，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忆故友的篇章。“悼亡”是中国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写作主题，它是作者与逝者情谊的一种延伸。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散文中，有关悼亡的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它不是应景之作。在朋友之间彼此唱和的时候，难免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在悼亡里面是肯定没有的，它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很赤忱的表达。《青灯》中的悼亡文章，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出国多年，乡愁也是免不了的。一般意义上的乡愁，人皆有之。还有另一种乡愁，即语言上的乡愁，那是通过语言之途抵达源头的努力，而问题是这个源头很可能并不存在。对于作家来说，这种语言上的乡愁才是最致命的——那种巨大的虚无勾人魂魄。除了对朋友的回忆外，大部分是北岛为《财经》杂志写的专栏文章的集结。在这个专栏中，他刻意选取国际性的视角，把他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点滴记录——比如拉美的文化与社会问题、美国独立出版的挣扎、柏林的历史变迁等——直观表达出来，希望藉此为被全球化所困惑的中国读者提供某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