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3日，浙图二楼报告厅，连地上都坐满了听众。有史晋川教授的学生，有大讲堂次次不拉的铁杆听众，有从各地赶来希望从他嘴里“淘金”的小老板，甚至还有仰慕这位多年来行走在浙江区域经济中有独到见解的学者的粉丝。

　　老百姓闯天下——浙江民营经济的牛人

　　浙江经济具有草根性

　　不要吃惊浙江人的创业奇迹。改革开放 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 总量是3600 亿，到2007 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70倍，而浙江GDP 增长了150 倍。也就是说，浙江的增长比全国高出一倍多！

　　浙江虽然有着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海洋资源，然而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如矿山、铁矿、石油、天然气等，却很匮乏，是一个小省。浙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等各项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四，这与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浙江模式是什么？我的概括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大家注意，“内生”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老百姓自己做出来的，不是靠上面命令和推动的。浙江的经济具有草根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据统计，全省生产总值的60%以上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来完成的，浙江民营企业的数量在全国是最多的，浙江的出口至少 70%由民营经济来完成。

　　两位初中毕业生的浙商传奇

　　浙江民营经济名人辈出，李书福是吉利集团董事长，他提出的口号是“让老百姓买得起车”。李书福为什么会去造汽车？想当初骂声一片，说李书福是个“汽车疯子”，凭着手上的几个亿，再加上银行的一些贷款，居然敢造汽车！

　　汽车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行业。什么叫规模经济？就是说，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大批量的生产，才能够降低产品成本。一家汽车厂一年生产1000 辆汽车的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年生产50万辆，成本就低了。李书福几个亿的资金和银行有限的贷款敢去生产汽车，人家说你真是不要命了。可是李书福却说，“你们说的情景也许在美国是对的，在日本是对的，但我李书福并没有到美国去生产汽车，也没有到日本去生产汽车，我在中国生产汽车，是因为我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中国汽车行业生产的最大的进入壁垒不在规模经济，而在于国家管制发牌照，中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生产汽车的，首先是怎么拿到牌照的问题。李书福看到一个奇特现象，即中国的汽车厂数量在全世界是最多的，但中国的每一家厂的平均产量在全世界是偏低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汽车工业是缺乏规模经济的，生产几千辆的小汽车厂照样存活。中国的汽车市场存在着行政管制的市场分割，比如上海所有的出租车都是桑塔纳，而杭州的出租车则五花八门，因为杭州没有汽车厂。“我几个亿，加上银行十几个亿的资金贷款去生产汽车，我比不过‘上汽’ ，但是跟数以百计的中小汽车厂比起来，我还算是大的。这个行业今后竞争充分，我李书福还有机会去兼并，壮大自己。”

　　大家奇怪，凭什么你李书福初中毕业就能看出其中的商机，这么多专家学者，还有留洋回来的，就没看出来？其实浙江有很多企业家都是率先看出一些行业的特征和商机，大胆踏进去，在常人所见之处的背后找到商机。

　　还有一个人物是陈小军，他是目前“风云浙商”里面唯一的一位民营银行的金融家。

　　台州商业银行跟其他商业银行不太一样，政府的股份只有5%，95%是民营企业。1988年，陈小军问人借10万块钱，租一个20平方米的小破房子，办起了台州路桥银座城市金融服务社。到去年，他早已变成台州商业银行，资产超过200 亿。初中生变成金融家，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996年，我太太从伦敦分行回来，带来很多英国商业银行的资料。陈小军获悉后，连夜派人从路桥开车到杭州，把这些资料借去，全部复印出来，厚厚一堆。然后足足花了3个多月时间，请懂金融、懂外语的人翻译出来，再把路桥城市信用社的各项管理制度、规章制度一一对照，思索我们可以向英国的商业银行学什么东西？怎么改进？你别看他是初中生，他可是金融家，他不仅把商业银行开进杭州，再过几天要开进上海，我估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他的东京分行和纽约分行，你信不信？

　　白天当老板，晚上看黑板

　　沈祖伦老省长曾诠释：“什么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的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学家在他们创业和发展初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现在白天当老板，晚上看黑板，在学习。光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去年就培训了3000位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浙江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我现在带了10几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对浙大门口擦皮鞋、卖橘子、摆小摊的人，要心存一份敬畏之心，别看他们今天干这一行，20 年后他们或许就是鲁冠球，就是陈小军。

　　上世纪80年代初，宗庆后在干什么？卖棒冰，搞校办工厂；20 多年前，鲁冠球在干什么？打铁。

　　浙江最有名的温州永嘉的纽扣市场是怎么起来的？永嘉的老百姓有一个习惯，农闲的时候出去弹棉花，有人在一家国有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包残次品，红红绿绿的，拿到桥头来卖，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卖纽扣，就渐渐地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市场。这就是区域经商的传统，出了这么一个市场。

　　浙江民营经济在启动之后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专业化的市场，第二个是专业化的产业区。比如说，嘉兴的羊毛衫、玉环的家具和阀门、温岭的汽摩配、诸暨的珍珠等等，专业化产业的好处是：分工、协作、配套，降低生产成本。有一些浙江民营企业去外地创业，过段时间又搬回来了，为什么？那边没有分工协作配套的体系，很不方便。比如西部，土地、劳动力是有的，但是没有分工协作的体系，生产成本反而上升。对浙江民营企业家来说，往往是哪件事情的成本低，就先做哪件事。

　　浙江的民营企业家非常聪明，做市场成本低，先做市场，市场做大了，有钱了，办企业。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越做越大了之后，就进军服务业、金融业。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浙江正在走。浙江的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企业发展中给予了很多支持。

　　面临三大转换的任务

　　如何从浙江现在的工业化中后期到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建成惠及全省人民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三个转换的任务：即发展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转换、空间布局的战略转换。在发展阶段转换的同时，我们还面临改革阶段的转换：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在改革阶段的转换中，我们也面临着具体的三大转换的任务：企业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转换，市场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转换，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怎样从发展型的强势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第一个方面我们谈发展方式的转换。浙江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粗放的，为什么没转过来？因为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需要微观基础的，这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大的动力去转换生产经营方式，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生产要素市场，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我问过几十位浙江企业家，有没有在中西部投资？他们说“有，生产的产品跟浙江的一样。”那么你的技术有没有提高？工艺有没有改进？回答：“没有。”原因很清楚，他为什么去？因为那边的劳动和土地要素更便宜。这种想法不是自主创新。

　　那么留在浙江的企业，是不是就有创新动力呢？情况各异。重要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我曾去调查温州一家皮鞋厂，生产皮鞋的机器，采取意大利的领先技术。我问老总：“你做不做研发？做不做技术创新？答：“原来做，现在不想做。”为什么？因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老被人家仿冒。地方政府官员的潜意识往往是：有钱大家赚赚。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知识产权在市场经济中既是激励制，也是约束制。    

　　第二，经济结构的转换。杭州的产业升级，我个人认为是从1999年以后比较成功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很好：“住在杭州，学在杭州，游在杭州，创业在杭州。”杭州的城市发展、居住环境、人文环境大大的改善，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进入杭州，尤其是海外的留学人员。杭州的经济结构的转型非常好，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和IT产业。不仅是外来的能人在做IT产业，在做软件，我们本地的民营企业家也在转型。连我们浙大经济学院158A 班的班长吴建嵘总裁也投资做动漫了，他说“我做出来的《哪吒闹海》，正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第三是空间布局的战略转换。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时候提出来“要加速接轨上海，加快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当企业做大的时候，搬到上海去了。为什么？他需要更完善的要素市场的支撑，更高端的要素市场的支撑。道理很简单，上海有一流的工程技术研发人员，如某企业在上海只需付60 万就可以做就可以吸引人才，而在浙江的县城中付100万也没有人愿意来。上海的信息沟通非常快，所以很多浙江民营企业的总部、研发、销售都到上海去了，这就是城市化的巨大影响。

　　原来很多杭州人对接轨上海不以为然，我们必须搞清楚，应该接轨！早几年，全国百强县浙江有33个，浙江的民营经济就是在县域经济范围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最初的发展是以农村为主的工业化和以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空间载体就是县域经济。如今浙江发展了，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空间战略就要开始转变了，浙江的民营经济要转向都市经济。

　　在杭州市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合力下，1999年之后，空间战略转换的重点是在发达地区撤县建区。我参与1990年制定杭州发展规划的时候，曾提出16字方针，最后4 个字是“跨江发展”。

　　萧山成为一个区，有多少金融机构进去？大家知道，浦发、广发都进去了。国家有规定，严格限制银行在县一级里面设分支机构，现在萧山变成一个区了，就可以设了，每年带去的钱何止几百个亿，就这么快发展起来了。滨江的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发展很快，开始形成总部经济。

　　强县战略向都市化战略的转变是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不仅要有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升。质量的提升需要高端的生产服务体系，人才、资金、交通、信息等等，这种高端的生产要素服务体系，很难在一个县域经济当中形成完善和配套，但是它非常容易在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