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出一本家谱，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松公历来都转运使司公干，转运使黄公赴京随之，松公全家大悲，举家惶然。其儿仲秋置上好棺木，留待期用也，松公时年四十七……”

　　查了这起事件的年份，是明洪武年间，也就是朱元璋当政的年代。“都转运使司”这个称呼，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在地方设的办事处。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松公当年一直在明朝中央驻地方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主任姓黄。但黄主任突然接到调令，让他到京城就职，松公必须跟随，得知这个消息后，全家人十分悲伤，而且害怕极了。松公的儿子仲秋，出钱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以备父亲不测之用。那一年，松公才47岁。

　　这是一段十分奇怪的文字，跟随领导到京城任职，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何必如此悲伤，还要准备棺材？

　　纳闷已极。

　　后来翻查史料，恍然大悟。

　　洪武皇帝朱元璋当年采取严酷的吏治，朱皇帝只要听说官员有贿赂枉法行为，就会大开杀戒，杀得在京城当官的人都胆战心惊。《大明律》上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

　　这样的量刑标准，恐怕前所未有。

　　朱元璋发明的酷刑，极为惨烈，有凌迟、黥刺、挑膝盖、剁指、刖足、非、劓、阉割、锡蛇游、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等，并动辄株连三族、九族。

　　朱元璋当皇帝的几十年时间里，杀了不少朝臣。一个官员能做到退休，脑袋完好地回家休养，在京城中竟然找不出几个。而且因为大量杀戮，中央机关的许多部门，都没有了长官，衙门里常空空如也。朱元璋于是下令让那些流放千里之外的官员，戴罪回来办公，那些得到圣旨的官员，听说要回京，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在这样一个酷刑时代，赴京城为官，无疑是自跳火坑，好像“上床与鞋揖别”了。

　　明朝的这些血腥事儿，非常令人震撼。

　　朱元璋的这些酷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

　　我在查阅明朝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一位精神病专家对朱元璋的分析。他认为，朱元璋这样杀戮官员，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大小官吏的亏。他的精神上对“官员”有一种强迫歧视症，在他掌权后，他无法宽容贪赃枉法的官员，有时候，只要他不高兴，知道哪个官员犯了一点小错，那官员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一些官员就想以各种理由辞官归田，以逃避飞来横祸。朱元璋对这些官员，仍然大开杀戒。这下好了，所有官员都不敢提辞官之事。

　　现在不少文章，对洪武治贪一味称颂。客观而论，其做法，有可取，也有不可取之处。站在管理角度来看，朱元璋的铁腕整肃了吏治。但站在宪政角度来看，朱元璋的行为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封建社会仅存的一点“刑法文明”，也一脚踢进了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