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当时30岁出头的我还在唐山歌舞团。7月下旬，我们团到离唐山百余公里的北戴河为中央领导进行夏季演出。那时，我的父母和爱人、儿子都留在了唐山。

　　7月28日凌晨，我在熟睡中被“地震啦！地震啦！”的喊声惊醒了。这时是2点40多分，我感觉整个房间都颠了起来，桌上的茶杯、书籍等东西噼里啪啦往地上掉。大家慌忙往外跑，后台只有一个出口，人们都挤在了门口，还有在门口摔伤、腿摔断了，那时真感觉是世界末日到了。

　　天不亮，大家就急忙上车往唐山家里赶。路已经完全堵塞了，到处看到往医院送的伤员。一直到下午，才听路过的伤员说震中是唐山，整座城市都平了。听到这里，大家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下午4点，北戴河通向唐山的滦河大桥突然断裂，直通的路断了，铁轨也都被震断了，我们只得绕道，通过山海关、锦州、承德再回唐山。越靠近家，我们见到的场景越凄惨。一位唐山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我的爱人和儿子救出来了，但父母遇难了。在郊区广场上，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妻儿。儿子只穿了条小短裤，光着身子和脚丫，爱人衣服都破了，一直在哭。人们拿断落的房梁架起帐篷，许多人把眼泪都哭干了。

　　爱人告诉我，地震前夜她11点多才下班，回到家里住的四合院。4岁的儿子与爷爷奶奶睡一屋。大概是灾难前母亲的直觉吧，半夜里我爱人起身把儿子抱到自己房间里。一个多小时后就地震了，我父母的房间塌到底了，两位老人不幸殉难，而我爱人的房间只塌了一小部分，母子都没有受伤。

　　灾后那几天太难熬了，缺吃缺喝，很多人到废墟里刨，找东西吃，手都挖得鲜血淋漓。几天后解放军来了，送来了米饭、茄子。大家有力气了，帮着救灾队伍一起挖人。我见到不少令人痛惜的牺牲，一位文化局副局长，腿被房梁压住了。我们去救他，拿来两个汽车千斤顶想撑起房梁，失败了。局长向我们要锯子，拿到后，这位当过兵的硬汉竟然活生生把自己被压的腿锯了下来！人是出来了，却在去承德路上因失血过多而死了。其实他那时是能够活下来的，根本不必把腿锯掉。

　　一个月后，我们歌舞团在旧团址处的广场集中，市委市政府开始组织演出，慰问部队官兵。我天天都在创作音乐作品，激励军民们抗灾救灾。那真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写了至少几十部作品，在抗灾中一发生感人的事迹，我就马上写到作品里面，变成快板、单弦、大鼓书，演出时非常受欢迎。记得煤矿重新出煤时，我们团分成几个小组站在矿井口表演，矿工的家属们拉着演员的手不肯放，他们眼里还噙着泪水。

　　32年前的这场重大天灾，让我对人生的看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命是最宝贵的，能够没有大病大灾、平平安安地活在世界上，就值得庆幸了。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生命，名啊、利啊，这些身外的东西，不必太过于看重。这些都不是套话，我对物质追求都看淡了，活在世上，应该多做些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 屠晨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