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连线浙江”活动的来自欧美和亚洲2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和媒体记者日前访问浙江。

　　作为浙江省对外交流品牌活动的“连线浙江”已连续举办了9年。大批境外学者、媒体人士通过该活动亲历浙江，直击浙江的社会经济及人文发展现状。此次活动聚焦浙江的国际化民企、新型农村以及迅速扩展的中心城市。浙江的援川赈灾也进入考察团的视线。

　　浙江的“活力”、“创造力”是专家们考察后所做评语中的核心词，浙江人的自我提升意识亦令他们印象深刻。“在经历了一个很大时间跨度的发展期后，浙江依然保持着继续快速前行的强大潜力，浙江令我们期待……”同行的外国专家向记者如是表示。

　　赈灾海报前开“特别会”

　　在对阿里巴巴公司的考察安排上，原来并没有关于抗震救灾的议题。访问团到达公司，有关负责人也按照通常接待考察的程序，先派发资料，再讲述概况，再引领参观，最后问答交流做毕。

　　但在参观中途访问团一行来到公司7楼的国际网站部时，大家都被贴在前厅的为汶川地震募捐的大海报吸引住了。那些外籍专家和记者都驻足在海报前，细看上面的内容。

　　大海报彩色，阿里巴巴自己创作，“地震无情，阿里有情”的主题辞以醒目的粗体字雄居海报的正中。海报上印有公司设立的供员工捐款的账号，还有详尽的公司内献血程序的说明。

　　采访立刻开始。阿里巴巴捐款多少？员工捐赠踊跃吗？公司还有什么帮助受灾民众的计划？阿里巴巴有常规的社会公益活动吗？公司负责人忙不迭的作答。海报前似开起了特别的专题发布会。

　　来自美国的爱荷华中央学院汉语教学中心主任David Purnell对记者说：这样的企业行为非常好。浙江能形成这样政府、企业、个人多个救灾捐助体系，让人看了很鼓舞。他告诉记者，美国两年多前那场“卡特里娜”飓风灾难发生时，美国的救灾行动很是混乱。受灾严重的路易斯安那州及密西西比州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官僚环节重重，互相扯皮推诿，民众很不满。Purnell说：“在四川这样大的地震灾难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和民众，能协作行动，中国的表现远比美国好。我非常钦佩中国这次的救灾表现。”

　　同行的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总编陈春福一路上热切地将其报社从马来西亚发给他的地震灾情最新动向短信告知记者。他告诉记者说，他启程赴浙江前，一直在编地震稿子。每次看到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都忍不住掉眼泪。到达浙江后，也不断从报纸、电视上看到浙江救灾募捐的各种报道，他说作为华裔，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团结的力量。后来，在加拿大一位学者提议下，访问团成员一起为大地震遇难者默哀。

　　

　　外国贸易商“代言”义乌

　　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品批发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这次活动的考察点之一。

　　小商品城交易的商品辐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公司在义乌设立的机构有近1500家，长驻小商品城的国外采购商逾万人。联合国有关部门以及中国外交部对外机构供应处都在此设立了采购信息中心。

　　汇集了中国10万多家企业产品的义乌小商品城，已成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重要集散地和桥头堡。

　　浙江义乌为何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贸易要地，在义乌集聚的中国产品显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品质水准，商品城众多商家的诚信意识如何——参加考察的境外专家和媒体记者将一系列问题抛向义乌方面。

　　在小商品城举行的对话会上，一位印度记者发问：很多“低价低质”的中国商品流向世界各地，义乌怎么看？话音刚落，还未等义乌有关负责人开口，坐在记者近旁的巴勒斯坦贸易商哈德就举手诤言：国际上很多人需要彻底改变对中国产品的严重偏见，“不是便宜的产品就是劣质品；而且事实上中国产品是在不断进步”。

　　哈德告诉与会者，他从2001开始在义乌做生意至今，亲眼目睹他经营的中国产品质量一步步地提高。“以前10%的产品有问题，现在1%也不太有。”他告诉记者，以前他出口的香水瓶会发生瓶体褪色，胶水粘连处会脱胶，现在根本没有。“一分钱一分货，同样价格的产品，在中国达到的质量，世界其他地方都难达到。”这位巴勒斯坦商人最后一字一顿对全场人说。

　　另一位与会的印度贸易商尼克也告诉大家，在义乌完全可以组织到很好的产品，而且可以远比其他地方“省时间，省成本”。在商品城有多达1900多个大类的40万种商品，从饰品、玩具到日用五金、袜子、拉链应有尽有。他告诉记者，他销售工具、玩具和各类杂货，每年出口额都在200万美元以上。

　　这两位外籍商人最后在会上成了考察团专家竞相提问的对象。“他们说出了义乌的魅力，浙江的魅力。”专家这样评论他们。

　　对浙江“信心有加”

　　在考察团成员中，有一些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他们和记者交流了他们对中国对浙江的观察、研判。

　　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Stanley Rosen）是访问团专家们公认的“最牛专家”，研究中国有数十年。考察中，在一博物馆看到陈列的一张“个人成份”表上写有“中农”，他说：成份不好。翻译在译“投机倒把”一词时梗住，不知找哪个英文词才匹配，骆思典立刻“赐教”：“speculation”。大家也立即“回赐”他热烈的掌声。

　　骆思典对中国问题涉足广泛，他近年的课题之一是中国的“海归”。骆思典跟踪研究了“海归”从“不归”到“群归”的历史演变。所以在考察杭州数字产业园时，他很关注“海归”创办企业。浙江是“海归”创业的高集聚地区之一，骆思典认为，“海归”的动向，很能说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状况，“这个环境要显示出稳定，以及政府全力搞经济的姿态。”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是北美的大牌名校。长期担任多大东亚系主任的范维凯（Victor C·Falkenheim）这次也作为访问团成员考察浙江。他从“大跃进”末期就开始研究中国。范维凯对浙江的经济结构有深入的了解，“温州模式”是他的“长线课题”，他甚至对眼下一些浙江出口企业的黯淡心情也能“感同身受”。

　　范维凯说，多大所在的安大略省与浙江很有得一比。安省的出口额占GDP的40%，而出口额的90%是在美国市场，出口业主要为汽车零部件等。本币居高不下，美国金融危机令生产和消费萎缩，安省出口行业与浙江一些企业愁绪相似。但范维凯说他和他在北美企业及学术界对中国问题判断具有权威影响力的同事，都对中国“保持乐观”。

　　“对浙江我多加一些乐观”，范维凯说，“因为浙江的整体教育水平，浙江企业的创新意识在中国都是突出的”。范维凯说，他在考察、研究时特别注意到，浙江企业的工人福利要高于其他地区，“社会的和谐环境相当重要，是生产持续发展所必须的……浙江令我们期待”。

　　本报记者 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