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诗歌是心灵的救赎与慰藉，是至善之心深处最柔弱的涓涓细流。基于这种文学形式的特质，山崩地裂，数万同胞埋于废墟之下的时候，无数网友、无数人选择了诗歌以悼国殇，实在是一种本能的感性的反应。所以，与其说诗歌在这场灾难之后呈现了温暖或打动人心的力量，毋宁说是一个个个体通过诗歌所表达的朴素、真挚的情愫代表了若干人的心理诉求，毋宁说是无数人的心理共鸣催发了最能表达情怀的诗歌短暂繁荣。这个时候，诗歌本身的文本完美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其所表达的情感真挚与否才是好坏的根本要素。

　　诗歌的价值在于诗人建立在现实生活疼痛感基础上的使命感表达。缘于此，“愤怒出诗人”几乎颠扑不破。而汶川一震，悲伤出诗人。心灵的痛感固然是诗歌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汶川地震的惨痛才激起了“诗歌复活”的话，是否能够说明在曾经有序的生活中，诗歌已经渐渐地对生活的痛感产生了麻木，而诗歌的使命感也与沉重的底层民生渐行渐远。而当只有汶川地震的惨痛才能激起“诗歌复活”的话，那么诗歌对抗震救灾后重回有序轨道的生活是否还会保持敏锐细微的痛感，也委实令人怀疑。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被专家认为是“很普通”的诗，但很多网友读到这首诗时“心都碎了”，这其实不是诗歌的胜利，而是人性良知与光芒、公民善意与责任的胜利。人性光芒与公民责任应该被铭记与讴歌，诗歌则需要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