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篇博文，立即想起早些年很流行的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所以拿它做了这篇文章见报时的标题。作者是个有心人。他把历史读活了，从历史中读到了现实，读出了人心，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文章里读到未来呢？

　　■王外马甲

　　

　　乱世之灾

　　汶川，古属茂州，建国初期属茂汶县（也就是现在的茂县、理县和汶川），是个以汉族和羌族人口为主的地方。这些地方，早在汉代就建立了郡县,由中央政权进行管理了，但这片地方搞来搞去，人口总是不怎么多、经济发展也不怎么显著，究其原因，或许与当地的地震灾害比较频繁有关。

　　据记载，仅明清以来，茂州境内发生的强烈地震就不下二十次（其中震源在汶川县的就有1480年、1510年、1607年、1657年四次），而7.5级以上地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

　　1933年8月26日下午2时的茂州大地震的震中位置在茂县北部的叠溪镇，因此也称“叠溪地震”。其强度7.5级，烈度10级，破坏范围包括茂县、理县、汶川、黑水，就连成都也受到了影响。

　　有文书记载，叠溪地震死亡人数为6900多人，这并不准确。因为这只是茂县的死亡数字，当时连远在200公里外的成都都死了300人，理县、汶川、黑水以及松潘不可能没有伤亡。

　　当时的茂县县长是张雪岩，解放后担任过四川省司法厅的副厅长。张雪岩还算是比较忠于职守的，至少他在地震之后还到叠溪现场去视察了一回，并且还统计了受灾情况。尽管他的那些伤亡数字都是从侥幸逃出大山的灾民们嘴里听来的，终归要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得多。其他的政府官员都跑回成都避难去了。

　　查《民国档案》，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是在9月8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的第14天）才收到四川省政府的灾情报告的，电文称：“地震势极汹涌，群山倒塌，河流阻塞，房屋墙垣道路桥梁破坏甚多，人民伤亡财产损失为数极巨，恳速颁巨款，俾资急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对这场“空前未有之奇祸”却帮不上忙。1933年8月，在北方，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正和日本人在多伦一带开仗，国民政府急于“避免争端升级”，忙着“弹压”、“调停”；在南方，蒋委员长指挥着百万大军刚刚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大围剿”；在中原，黄河决口了，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尽成沼泽，灾民都跑到南京去了，政府哪里还顾得上西南的四川。

　　那么，有没有人来救灾呢？有的。山东红十字会派了赈灾队伍，领头的是几个洋人，他们给灾民送了些食品和医药，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走了；还有几位川大的学生，他们准备去灾区指导民众建造抗震房、重建家园，陆路断了他们就走水路，结果船翻了，牺牲了一个，其他人就回去了。

　　另外，四川大学的周晓和教授（法国蒙伯里野大学地质系、里昂大学地质高等研究科的毕业生）也来了，他经过跋山涉水的分析研究之后，确定这场自然灾害是“陷落式地震”而不是外界风传的“火山爆发”，从而平息了谣传——周教授的这次行动似乎应该算作是科学考察而不是救灾。

　　周教授此行的最大功绩是及时向茂县当局发出了“地震次生灾害”的警报。

　　“叠溪地震”发生时，山体滑坡在岷江河道上形成了银瓶岩、大桥和叠溪等三处堰坝。周晓和教授在考察震区的时候就向茂县县长张雪岩提出了“堰塞湖有可能溃决”的警报，但张县长这时候也无计可施。经过45天的蓄水，1933年10月9日晚7时，叠溪堰终于崩塌，积水（据事后计算，水量超过了两亿立方米）倾湖而出，吼声震天，水头高达二十丈。

　　除了发生堰塞湖崩塌的次生灾害，还引发了大规模虫灾和流行性人畜传染病，老百姓处于“生者无食，耕者无籽，赊贷无门”的悲惨境地，茂州城乡十室九空。

　　“盛世”之灾

　　也许有朋友觉得我拿1933年的地震说事不太恰当，因为那时候正处于“乱世”。那么，好，我们就再看看“盛世”时候的地震吧。

　　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农历五月庚申日，“四川茂州及平番营地震”。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茂县，强度为里氏7.8级，烈度为11度，其破坏力超过了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

　　1713年正处于“康雍乾盛世”的第一个巅峰期，其时既无外患又无内乱，国力强盛，具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而且地震发生地就在四川省会附近，当时的四川巡抚又是号称“第一能吏”的年羹尧……无论如何也应该大力救援才是，但是，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康熙五十二年恰恰是康熙的六十寿辰。这一年的七月，皇帝老儿要大办盛典，还要在紫禁城里请全国的老寿星吃饭（清朝皇室办“千叟宴”的习惯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值此举国同庆的时候，当然不可以拿“天崩地裂”的事情去触皇上的霉头。所以，农历七月的《康熙五十二年为六旬万寿祭告黄帝陵祭文》依然说：“所幸四方宁谧，百姓安和；稼穑岁登，风雨时若……”就这样，直到八月份，等全部的庆贺仪式都办理结束之后，朝廷才下旨 “赈济四川茂州及平番等营堡地震被灾饥民”（《清圣祖实录》）——而此时距离灾难发生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天晓得还能剩下几个活着的饥民。

　　这就是三百年前的“最圣明的皇帝”在其国力巅峰时期的做派，这就是那位被有些人期望“多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

　　其实，今天，我不必拿“全国哀悼日”去比较康熙皇帝的生日宴会，也不必用今天的救灾行动去比较1933年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天里，大家已经看到得太多，感动得太多，领悟得太多了。

　　可我还是想说一句，激动，有时候是容易的，忘却，有时候也是容易的。

　　记得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灾区一位水利干部在解释堰塞湖情况的时候，居然说不出叠溪地震的具体时间，这让我很失望——他是专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啊！1933年的事情，应该是时刻悬在四川基建技术人员头上的一把利剑才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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