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朱勤 范建荣 本报记者 杨晓政

　　

　　本报讯 “余杭区2007年度法治指数（满意度）为71.6。”昨天，杭州余杭法治指数专家评审会暨余杭法治指数新闻发布会上，原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宣布了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

　　什么是法治指数？法治可以量化吗？它会成为观赏性指数或政绩指数吗？百姓打分占了多大比重……针对这一新生事物，百姓对此议论纷纷。

　　法治可以量化吗？

　　“有人认为经济、环保、自然科学可以量化，法治建设不行。我不同意。”江平说，“把法治建设纳入科学轨道，探询其评价体系，很难，但是可以做。”

　　2006年初，余杭区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法治余杭”的意见，此后又组建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法治余杭建设领导小组。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设计，2007年底，一份长达6万字的《“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最终出炉。这套问卷涉及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等9方面。

　　问卷题目设计颇有意思。比如“假如您了解掌握一些具体涉及腐败问题的线索，您将如何去做？”选项是5个：“积极举报”，“涉及自己利益才举报”，“把线索告诉别人，让别人去举报”，“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不论什么情况都不举报”。

　　另外，诸如“贫困人口得到救助率达到100%，孤寡老人救助率达到90%，每少一个百分点扣1分”；“组织开展村民自治章程的学习宣传，使村民自治章程入户率达100%，不达标扣2分”等考核条目，将是余杭全区及各机关部门、镇乡、农村（社区）工作的考评指标。

　　百姓打分权重最大

　　2008年2月19日，杭州余杭区农民钱一方起了个大早，赶到塘栖镇镇政府领取一份名为《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的调查问卷。这些问卷材料是每户村民都有的，村民们就是评价村、镇两级干部依法执政的主考官。“它就像一把看得见的‘标尺’，可以量量我们的法治化水平有多高。” 钱一方说。

　　3月，余杭区两会期间，趁代表委员集中之机，专家组向120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评诂组还进入社区，随机向城市居民发放问卷；同时，问卷调查也在网上进行。这些群众有效问卷一共回收了1003份，占整个指数比重为35%。

　　另外，余杭法律机关人员“内部组”评分占17.5%，包括教师、记者、律师、企业家在内的“外部组”评分占17.5%，“专家组”评分占30%。问卷调查全部匿名进行。

　　35%的群众打分比重此次是首次披露，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对此置疑：“法治指数其实也是民意指数，35%是否还不够？”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坦言：“对一个新生事物有疑问很正常，但是有一个数据可以公布——群众给的分数最高，为76.9，远高于最终法治指数71.6。”

　　71.6分，这个分数对于一座城市的法治水平而言，究竟是高还是低了？“我们设计的及格分是60分，71.6应该说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余杭法制建设的现状——位于全国前列，走出了60—70分的及格段，刚刚迈进了70-80分的发展段。”课题组主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解释说。

　　它会是政绩指数吗？

　　区政府请专家评价这个区的法治水平，会不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法治指数会不会成为政绩指数？

　　余杭区区长姜军坦言：“我们并不希望指数给余杭区委和区政府脸上贴金，而是寻找问题，我们希望听到第三方的客观评价，而后改善。”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整个法治进程和依法治国的推进，由政府主导，余杭区法治指数评定的路径和模式符合中国现阶段法治情况。    计算出了法治指数，百姓能得到多大实惠？

　　在调查表中，一些群众尖锐地写道“法院判了，执行难”、“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空谈”……

　　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梳理这些问题，找出法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逐条解决，把工作细分到每个职能部门的每个人头上。”

　　朱金坤也坦言，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比如农嫁女分村地的问题，法律判了可以分，村规却不允许。在法律上有冲突的一些问题，我们只好提交省人大、全国人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