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

　　《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首次将未来10年的经济关系“远景”作为中心议题。美国著名智库卡托研究所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所长、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在新一轮对话前夕接受采访时，都高度评价了战略经济对话在美中关系中的建设性作用。

　　富有成效的沟通机制

　　美国即将举行大选，美国学界和媒体已开始探讨在美国新的政府任期内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否会继续的问题。

　　对此，盖保德表示，美国国内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评价积极面和消极面并存，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机制的最大贡献是为两国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建立了定期沟通渠道。

　　他说，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双方可指定一些机制共同工作，使一些实际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就本质而言，战略对话是就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但也解决具体问题，取得了许多实质性成果。如去年底的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就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涉及金融、环保、能源、旅游等内容。根据其中的中国公民组团赴美旅游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公众在此次战略对话期间就会看到首批中国游客的到来。据估计，未来15年内将会有1亿人次的中国游客到来，这将为美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战略经济对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沟通机制，其有效性都是非常明显的。未来的美国政府会看到这一机制的优势，继续这一对话进程。

　　“战略经济对话在美中关系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多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非常肯定地说道。

　　他说，战略经济对话用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存在的问题，用完全不同于以威胁性言论批评中国为特征的国会听证会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色彩要少得多。“由于考虑到政策选择的长期代价和利益，战略经济对话使美中关系牢固地建立在现实而非花哨语言的基础之上。”

　　第四次对话意义重大

　　多恩认为，即将在美国举行的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两国首次将未来１０年的经济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美中接触政策已显现成效，并且“全面发展的美中关系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不能让它偏离互利交往的长期轨道”。

　　自１９８８年开始经常访问中国的多恩说：“美国必须承认中国是一股正常上升的力量，并真诚地欣赏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向外部世界开放以来所奉行的‘和平发展’方针。”他说，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美国应鼓励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改革，而不是将中国视为“必然的敌人”。

　　盖保德则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走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因此它必然将成为此次美中对话中金融管理与宏观经济周期议题的重要内容。人民币尽管依然面临升值压力，但世界更需要中国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加进口来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增长。这有利于中国降低贸易顺差，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

　　多恩在谈到美国部分国会议员试图通过迫使人民币对美元更快升值来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时说，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常项目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他说，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会导致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美国的开支大于收入时，填补缺口的唯一途径就是举债或出售资产。当联邦政府因为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而举债的时候，过度消费的负担便落在了未来纳税人的头上。

　　“与削减美国政府开支相比，批评中国当然更容易些，”多恩指出，“复杂的美中问题不应该被那些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过分简单化，这些议员中的很多人对中国了解极少，而且从未到过中国。”他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需要更多地彼此了解。为此，双方不仅应该鼓励商品贸易，还应鼓励思想交流。

　　避免破坏性保护主义

　　对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几天前就美中经济战略对话发表讲话时提出的“深入对话比贸易保护主义更有成效”的看法，多恩表示赞同。他说：“美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将是经济自杀。”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威胁中国从而使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获取竞争优势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破坏全球财富。

　　他指出，美中两国都应该以坚持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作为首选途径，开展更加透明和互利的贸易，避免破坏性的保护主义。“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是将中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不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在回答如何扩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问题时，盖保德说，美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对外国投资开放是美国的经济优势之一。就中国而言，投资美国不应局限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监管严格，需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保护主义的问题。中国应将投资重点放在不太敏感的技术以及制造业投资领域，来自中国的资本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此外，在环保问题上，多恩指出，环境保护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能力达到与富裕国家同样的标准。所以，富裕国家不应试图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身上，最好的政策是鼓励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当财富增加，对更清洁和安全的环境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