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比尔·盖茨的裸捐，冯刚先不直接回答自己对此的看法，而是说起他前不久刚接受了奥地利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当时对方向冯刚提出的一个比较“刁钻”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市场经济情况下的贫富差别问题。冯刚认为不能只是简单地从伦理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他觉得应该从为财富增值正名开始。

　　有一种天职是，

　　经营并增值社会托付的财富

　　冯刚回答说，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就承认了资源是财富，而财富也是财富，运用财富能聚集起更大的财富，同时也承认在一个社会中，必然有部分人是消费财富者，而也有部分人是有能力运用财富使财富增值的人。人类花了许多时间才认识到世界上是有一部分人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有使利润转化为资本，使财富增值的天赋，所以，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会认同这样一批人的存在，而他们不断增值的财富也并不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虽然在他个人名下，但实际上是一种托管性质，是为整个社会所信托的。这样的人把经营、把财富的增值作为一种天职，一生的信念就是完成这种交托、这个天职。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理念配套的文化信念。其实说到底我们人人都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必须是对个体有效的，也必然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比尔·盖茨无非是这种信念实践的一个代表。

　　除了道德解释，还要文化信念

　　说到与国内企业家的比较，冯刚干脆地说：“我们会有比尔·盖茨的，问题出在我们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一些道德层面的解释常常呈现无力状态。比如有人会说：“道德是有钱在做底的，假如我有比尔·盖茨那么富，我也会这种捐献，也具备这种道德的。但我没他富，所以……”说实在，许多企业家也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也知道太多的钱留给孩子是害孩子。但是，裸捐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这理由只能是一种文化信念。

　　他和同事在做社会研究课题时认识了一些萧山的民营企业家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挑选的研究对象都是资产在5000万以上的人，在回答调查问卷“你每月的收入”时，有些人填的是“1000元”。这其实不是怕露富，而是他们把自己的消费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开计算了。因为这些企业家认为，这个企业虽然是我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为所欲为，我个人可以支配的钱不会比一个高级白领更多，这已经是进入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了。但是，文化的信念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得到。

　　本报记者 文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