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一块刻有“寄烧坊”三个字的瓷片揭示了古代浙江存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贴牌生产。本报《一千年前，浙江瓷器已有贴牌生产》见报后，引发了浙江收藏界的兴趣。有的收藏人士认为，寄烧作为一种烧制方式的确早已存在，但“寄烧坊”只是某人的姓或名，并不是寄烧窑存在的证据。

　　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王玉说，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但瓷器寄烧在唐宋时就比较普遍了，尤其是民窑，比如张家只想烧十件瓷器，觉得犯不着自己建窑烧，就托有窑的李家去烧。明清时，还流行一种定制法，一些有钱人，自己设计，让工匠去烧制特定的产品。

　　王玉认为，寄烧不一定要在产品上刻上“寄烧坊”三个字。这块瓷片是唐末至五代越窑的典型产品。对“寄烧坊”三个字，王玉觉得，可能是姓寄这个人的窑，像李烧坊、王烧坊，或者窑主的名字中有“寄”。“寄烧就是让别人加工，我有几件东西让你烧制，为什么要刻上‘寄烧坊’三个字呢？”王玉认为，寄烧坊三个字来证明寄烧现象说不通。至于窑上有“子、丑”等字，王玉认为，这是窑炉在烧窑时，区别品种用的，比如烧的碗、盘、瓶等，分别在上面刻下这几个字。光看这几个字，也很难说是寄烧现象的证明。

　　浙江省某收藏家认为，新的观点提出后，学术争论很正常。他认为，寄烧现象的确存在，明清时期更多一些。一般人家设个窑成本很高，窑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专业分工很精细，专门加工的寄烧坊的存在可能性很大。

　　本报记者 金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