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专电 座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寻根派”的参与人物，昨天的话题让他们有“昨日再来”之感。来自山西的女作家蒋韵谈到中国语言受到来自各个方面极大冲击的状态下，“何处寻觅我们的乡愁和悲情？”勾起了在场者绵绵不尽的话题。

　　昨日下午，上海大学的文学周活动聚集了著名作家、评论家、哲学家，李锐、蒋韵、阎连科、陈应松、王安忆、陈村、孙甘露、王晓明、殷国明、费振钟、蔡翔、葛红兵、倪文尖、罗岗、张炼红、毛尖、王鸿生、吴亮等出席一个题为“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的文学活动。那是时隔20多年以后，文学界又一次重新打量自己的心灵故乡，抒发自己的文学“乡愁”。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非常巨大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文学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的话题为在场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提供了一个阐发自我思考的平台。

　　山西作家李锐第一个发言。他觉得“现实主义”、“中国经验”是两个特别宏大的题目，自己其实也一直困惑于其中。他想对“中国经验”提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经验”是个正在进行时，因为一百年来一直有着许多未确定的东西，而全球化又使文化的本土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最大的困惑就是对自己本土文化的不自信，现在许多地方又把它拿出来作为吸引西方眼球的东西，说到底还是把自己的文化置于一个异域的视线中。他想起前不久去日本，看到日本本土的文化被保留得非常好。在大坂，一条小巷里有一个石像，他看见石像面前站了一排人，原来下了班的人要在这里拜一下这个石像，再回家吃饭。这石像是绿色的，因为拜之前人们要先勺一瓢水在石像身上，于是这石佛身上长满了绿苔。很多外国游客是不知道的，因为日本人不把自己的文化拿出来当旅游商品卖的。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中国经验”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是作家创作的意义所在。李锐的作品当初引起瑞典文学院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教授的注意，就在于他对本土经验的独特思考。他谈起汶川9岁的小英雄林浩两次返回救同学的行动，他肯定地说，这个孩子的行动，与“中国经验”是有关系的。

　　作家阎连科一开口就说：“‘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这个题目太糟糕了，我们太现实了，就没有主义了，每个人的现实都不一样，我出生在河南，与出生在北京上海的现实就不一样，经验也就不一样。我的现实与李锐老师的现实就不一样，看的眼光不一样，现实就不一样。每个人的眼光就这么一点两点，谈何‘中国经验’？所有的主义与经验，和我的写作都没什么关系。每一个作家在写作时，个人经验绝对是主要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他们绝对就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

　　因写出当代优秀现实主义作品《马嘶岭血案》而蜚声文坛的湖北作家陈应松，用更为具体的“乡村经验”和“城市经验”来替代“个人经验”和“中国经验”。他举了萧红和王安忆两位女作家为例，认为萧红对乡村的叙述，王安忆对城市的描写，都是既有个人经验又有中国经验的。

　　陈村谈到刚刚被证实的“华南虎”事件，他说这对文学可能是种挑战，因为现实远比小说好看得多了。“我现在不太看小说，王安忆写得那么辛苦，得了十万元奖金的《启蒙时代》我看到现在只看了一半。你把一个小说做成自说自话，那也挺好看，但要写一个社会事件，你怎么敌得过真实的过程呢？种种奇形怪状的事件都比小说精彩。我在网上贴自己拍的照片，图片的点击率比文字高多了。这个国家运行得很荒诞。”

　　王安忆针锋相对地说：“我倒觉得现在文学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在谈‘现实主义’和‘中国经验’。去年去英国剑桥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这次会上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你非常引人注意，因为你是女的，是“少数民族”，又来自一个独特的国家。这种强调就是另一种眼光。我觉得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带着许多贴着标签的东西，其实小说家可表达的东西太多了。”

　　作家们都带来了自己作品的签名本，参与抗震救灾和为一名遥远地区的贫困学生治病救助的义卖活动，并在晚上的“文学之夜”活动中上台朗诵自己的作品。

　　本报记者 文敏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