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李锐在他妻子蒋韵眼里是一个“热血中年”，因为不同于“热血青年”的是：中年的个人经验往往会给“热血”注入更深刻或者说更无奈的内容。对于文学圈以外的人，李锐的名声似乎更多与诺贝尔奖的评委马悦然有关，因为马曾在多个场合说过李是中国有可能获得的人选，并亲自翻译过他的一些著作，李锐也因而这些年频有出国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中国作家似乎前所未有地与世界有了对视的机会，也给了作家们前所未有的冲击。

　　李锐从三件小事说起。第一件是关于水果。我们走进水果店只能说我要买香蕉、我要买苹果，但决不会说：“我要买水果”。第二件，有一次在太原，女儿的法语老师想和李锐与蒋韵见一面。一起吃饭时，那位先生问：“我想问你，你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中国人？”这个问题有点类似“水果”问题。他知道这个提问背后有一个政治正确的答案：“我首先是一个作家。”意思是，我首先是一种“水果”，然后说是某种水果。但他想了想，却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是一个作家。”因为任何一个人出生在某一个环境里，首先是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后来成为什么人，是后天环境决定的。比如，你在上海长大成人，你会受上海文化氛围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种种事情的积累，你就成为某一类人。就是说，“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是一个中国人”这个答案是个谎言，这是从定义出发，而且是一个抽象的定义。第三件事，1999年去马来西亚，参加一个文学评奖活动。在有一次的演讲中，李锐把莎士比亚和曹雪芹对比，他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硕果，是一位集大成者。但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中国大地上并没有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曹是以一人之力，在传统文化最黑暗时期，写出了千载悲剧，所以曹更可贵更伟大。第二天报纸上登出大标题：“中国作家认为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当时就有人去问马悦然先生：“李锐认为，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你怎么看？”马悦然答：“这是个人喜欢，没有可比性。”

　　说到此处李锐“热血中年”本色毕现，激昂地说：“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是一个话语圈套，如果你认为‘曹比莎更伟大’，你就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其身份都是区域性的，你的发言就是一种方言，你就永远不是‘水果’，而只能是‘香蕉’。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普世性的话题范畴。”

　　再回到“民族个性”的问题，李锐问大家：有没有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永恒的东西。比方说唐诗宋词。那里面包含的价值，是不是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如果有，作为一个方块字的书写者，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继续完成如此的叙述？许多严肃的作家也是如李锐一样在不断地自我纠缠否定寻找中发现出路。孔子不是站在一国来讲人类的困境，同理，中国作家面对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找到这样的支点，来找到自己的文学判断。文明有了更大的进展，但人性未必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不能认为坐飞机的人会比坐牛车的人更有人性。李锐昨天讲到汶川映秀镇一个9岁的小学生林浩，他三次冲进废墟救同学，他总是觉得这孩子太神奇了，这个9岁的孩子既非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能说受西方普世文明的影响，可是他义无返顾的当下选择，在他身上，正是一种普世价值的反映。不必分西方或东方，是可以普照全球惠及人类的行为。 文 敏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