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8月，索罗斯等一批国际炒家对香港联系汇率和香港股市发动了立体式狙击。一方面，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大鳄”指挥旗下的基金大手沽售港元，三度冲击香港奉行多年的联系汇率，港元对美元汇率从高位迅速下降；同时，至1998年8月14日，恒生指数已下挫至6500点，是当时近五年的新低。香港股市和汇市面临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港府做出了干预市场的决定。随之动用了118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购买香港股票。炒家不断抛空股票，港府则力接沽盘。经过十余天的火拼，港府成功击退了炒家，迫使金融“大鳄”铩羽而归。到8月28日，恒指以7829点收市，成交额达790亿美元，创出单日成交最高历史纪录。

　　（二）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曾数次干预股票市场，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挽救暴跌的股市和低迷的经济，日本政府从1992年开始，数次动用邮政储蓄基金入市。日本邮政储蓄是日本最大最有实力金融机构之一，其资金规模达240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一半，占国民私人储蓄的六分之一。日本政府每次动用邮政储蓄基金及其他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股市，在当时均有一定效果，但好景不长，股市又出现下跌。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好转，日本经济整体处于衰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救市是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虽然能起到一阵效果，但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三）2000年初，台湾加权指数巨幅波动，2月21日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3月13日创下617点的单日跌幅纪录。3月16日，“国安基金”动用514亿元新台币入场托市。在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国安基金”先后动用1200多亿新台币进入股市和期市，最多时股票投资额达到1700亿元新台币。

　　2004年初，台湾当局再次动用所谓包括“国安基金”在内的“五大基金”为股市托盘。“国安基金”虽然屡屡出手入市，但并未阻止股市的下跌，几年搏杀下来，“国安基金”不仅未能托住股市，而且账面亏损曾高达800多亿元新台币。                 据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