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美国金融动荡，无论去年还是今年，无论是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诱发还是由“房利美”和“房地美”触发，都少不了谈及“风险”。

　　不避风险，甚至人为选择高风险，以实现机构和个人高收益，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构成一种商业心理和企业实践要素，构建出了某些“行业文化”或“企业文化”。

　　至少在美国，却恐怕不仅限于世界最大经济体，金融动荡之所以具有广泛“杀伤力”，是因为金融行业在现代经济运行中所占分量之重，比之其他行业更易于影响以至损害整体经济健康。

　　金融机构失守，投资者受损。即使政府出资“救市”，实际也须由普通公众、即全体纳税人分摊“付账”，可谓风险“社会化”。

　　然而，高风险所获高收益，但凡风调雨顺时、甚或暴风骤雨前、即便灾害降临已经可以预见，却总是由企业高级管理层成员“分红”，堪称利润“私有化”。

　　据媒体报道，房利美5名最高级主管1998年至2003年合计收入1.99亿美元。

　　房利美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德2007财务年度年薪将近98.7万美元，房地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伦年薪加奖金46.5万美元；两人可获“补偿”总额分别接近1165万美元和1829万美元。

　　同一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亏损20.5亿美元和35亿美元，两者因抵押贷款项目损失而分别减记资产50亿美元至60亿美元。

　　风险可以社会化，利润却可以私有化，是金融动荡内在原因。

　　风险社会化和利润私有化违背社会公正原则，亦暴露出金融监管机制漏洞。

　　风险社会化和利润私有化漏洞继续存在，意味着动荡危险在机制层面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