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个性的官员，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离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日前他在接受采访回忆起发言人生涯时表示，“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7月24日《东方早报》)

　　

　　在同一访谈中，王旭明直言指出，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应该多说与公众更贴近的话。因此他希望，政府官员在若干素养中加上一条新闻素养，建议以后公务员考试里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王旭明5年的新闻官没有白做，意识到了所谓“官话”对政府的形象是有害的。那么，“官话”是些什么话？直言之，就是一些假话、空话、套话；就是一些八股腔调的话；就是一些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话；就是一些政治上永远正确的废话。“官话”的危害可用一位领导所说的一番话来总结：“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很多人不是不清楚“官话”的危害，但在“官话”成为“官场基本运行规则”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按照这一话语体系来说话。这里的根源，就在于我们选拔干部的方式，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对于官员而言，如何与机关以外的群众以及媒体打交道，则既没有传统，也没有训练，不习惯于向群众解释。民主社会，政府是不能像指挥下级那样指挥群众，而必须像说服上级那样说服群众的。要说服群众，就必须用群众的语言和方式，这里既有训练问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更需要官员对群众的切身利益有深刻的理解。

　　所以，要克服官员们习惯性的“官话”流俗，一方面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就像王旭明所说的，“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但另一方面，关键在于改变“官话”背后那套对上不对下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连王旭明自己也承认，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实践起来非常难，因为在讲究纪律和服从的官场里，重要的是跟大家一致。只有官场的生态环境摆正了，官员们普遍对群众负责，“官话”这种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规则才能失去市场。

　　就此而言，中国式官话的泛滥，反映了老百姓在过程中的参与选拔、监督政府和官员还十分有限，这不是出现几个个性官员就能改正过来的，也不是对官员们加以培训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有个过程。但在眼下，多出几个王旭明式的个性官员还是有榜样作用的。我认为，要使官员不讲“官话”，不妨先从解放官员的表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