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之一，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敦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部，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处在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从这里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可以跟内地长安联系起来。向西，可以和我国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南亚直至欧洲地区联系起来，所以敦煌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是中西交通、贸易和文化的交汇之地。汉武帝以后，先后在这里建了两座关城，即玉门关和阳关。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和敦煌文献就是这种汇流的具体见证。

　　古代的商人也是文化的使者。当经过长途跋涉的商人来到敦煌后，他们在精神上或心理上也需要有所寄托，于是莫高窟诞生了。    

　　莫高窟主要是佛教徒发愿、修行、礼拜的处所。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其后经过千余年的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其中有壁画、雕塑的洞窟有500多个。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的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莫高窟是艺术家的圣地。如果搞艺术的人没有到过敦煌，那是不可想象的。

　　敦煌壁画是在洞窟四周所绘的佛画，包括佛教人物画、佛传故事画、供养画、装饰图案画等，内容丰富多彩。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达50平方米，是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现存彩塑3000多身，既有三十多米高的巨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像，姿态各异。

　　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

　　宋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沉寂。莫高窟在西夏之后很长时间里香烟冷落。

　　莫高窟后面是鸣沙山，风老是把沙吹下来，时间一长，就把很多洞窟的门口堙埋掉了。1900年6月22日，当时管理着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通过化缘得来一点钱，请了一些人来清除洞窟前面的积沙。当清除了第16窟前面的流沙时，墙壁上裂开了一条缝，发现了一个洞中之洞，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发现“生不逢时”。1900年正好是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时候。此前的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8月16日攻占北京……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最不幸的年代。所以敦煌文献发现不久，就陆续遭到国内外探险家的垂顾。

　　最早来莫高窟盗宝的是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3月到了莫高窟，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共得到了14000件左右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主要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第二个到敦煌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他熟悉中文。1908年2月25日，他到达敦煌莫高窟，在藏经洞中以500两银子的代价，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他拿走的都是他精选过的卷子。

　　伯希和以后是俄罗斯的东方学家鄂登堡。1914年到1915年，鄂登堡率领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来敦煌活动，获得约18000多件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现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文献的总数大概是6万件左右。其中我们国家图书馆约16000件，英国13677件，法国7000多件，俄罗斯19460件。

　　此外，其他一些地方都有少量的收藏，包括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灵隐寺、浙江大学都有少量收藏。

　　藏经洞封闭之谜一直难解

　　根据敦煌文献的抄写时间，我们推测藏经洞的最迟封闭时间大概在11世纪初。至于封闭的具体原因，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外学者作过许多推测，主要可以分为“避难说”和“废弃说”。

　　所谓“避难说”，是说因为遭到某一外族的入侵，引起佛教徒的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措施。后来由于那些当事的和尚去世等原因，藏经洞就没有人知道了。至于具体到什么外族，有的讲西夏王朝，有的讲黑韩王朝，有的讲哈拉汗王朝，未有定论。

　　“废弃说”就是说藏经洞里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就像现在图书馆因为空间有限，要把一些过期书刊清理掉。所以有人认为当时是把一些失去实用价值的东西归置到了藏经洞内。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可信，因为藏经洞里有很多宝贝，即使在当时来说，很多也都是很完整、很有价值的。所以“废弃说”也是说不通的。

　　敦煌文献的价值

　　１、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

　　中国的学术史，我们的历史，因为敦煌文化的发现，许多地方都要改写。莫高窟藏经洞相当于唐代的一座图书馆，敦煌文献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

　　２、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

　　３、保存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

　　我想敦煌文献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世无传本的。其中包括大量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佛教佚典，许多古代典籍及公私文书。比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老子化胡经》、《秦妇吟》，很早都有记载了，但或没有流传下来，或没有完整的写本，或被疑为伪经。但是在敦煌文献里都看到相应的经本或写本。

　　４、有助于传世文献的校勘

　　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有助于了解古书原貌和真相。

　　李白的《将进酒》诗，我们读了一千多年，没有发现问题。我们知道，古诗都是讲究押韵的，而李白的这首诗经常换韵，韵脚不一样。李白的诗转韵时第一句的末字通常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韵。但这首诗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是一个例外，不合规律。敦煌文献中有三个抄本，此句皆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则正合韵。

　　５、有助于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由于时间的悬隔，或文献资料不足，古代的许多典章制度后人感到很隔膜，一些字词的来源今人也觉得不甚了了，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我国在敦煌学研究上曾经比较落后，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界急起直追，局面已大为改观。现在已形成了几个中心：一个中心在甘肃，在地理、壁画方面他们的研究居于世界前列；北京学者在敦煌的历史和民族语言研究上有很多杰出学者；浙江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上很有成就。现在可以说“敦煌在中国，研究也在中国”，我们绝大多数领域都已处在世界前列。

　　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全世界有几千名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所以它也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浙江学者名人辈出

　　2000年，在《浙藏敦煌文献》的首发式上，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对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等动情地说：“敦煌学在浙江！”这是对浙江省敦煌学研究的充分肯定。

　　浙江跟敦煌相距很远，却与敦煌有不解之缘。最早对敦煌藏经洞文献作记录、考订的，是浙江绍兴人叶昌炽。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五日，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画像，并作了简要的考证。敦煌学界通常把他的这一记载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发端，因此敦煌学研究最早也是从绍兴人开始的。

　　大学者罗振玉，上虞人，是最早注意到敦煌文献学的价值并呼吁要进行保护的，第一篇介绍敦煌学的论文也是罗振玉写的。

　　伯希和拿走敦煌卷子后，对敦煌卷子的价值如何心中没底，于是挑选了若干卷子来到北京，请罗振玉等品鉴。罗振玉看了这些敦煌卷子以后，发现其价值不得了。他得知敦煌藏经洞里还有一些卷子，马上告诉当时的学部，建议把这些卷子从甘肃运到北京。当时的学部、京师大学堂都不肯拿钱出来，罗振玉急了，说：“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当时，罗振玉是大学堂农科监督），即予俸亦可捐充。”事情才得以办成。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杭州人常书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莫高窟坚守了四十年，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姜亮夫先生跟常书鸿很相近，他去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看到敦煌这么多宝贝都在国外，书也不读了，整天在法国、英国的图书馆里抄写敦煌卷子，回国以后就把手抄的东西整理出来。姜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

　　然后是蒋礼鸿先生，浙江嘉兴人，生前在杭州大学任教，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后增订过5次，是敦煌文献研究者人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所有敦煌学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书。

　　现在，浙江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方面的传统优势，正在编纂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这一项目的完成，将是浙江儿女对敦煌学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