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社会的皇权和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皇帝佬儿要快活，最好事情都叫宰相干；但宰相活儿多了，权力太大，他又不放心。于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诸如将相任免、立皇后、定太子……稍微精明点的国君，都是自己独断的。所以唐宋以降，皇帝的命令就分为两种：请翰林学士撰写，从内宫直接发出的重要诏书，用白麻纸书写，称为“内制”；由宰相拟就的一般诏书，用黄麻纸，则叫“外制”。那个在禁中直接为皇帝撰稿的“大秘书”，就是“承旨学士”，可见其地位有多重要。而南宋的张说，就担任过这一职务。

　　张说这个人既无才识，又无德行，起初是因为其父的军功而被启用。入仕后，又因娶了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宋孝宗想提拔他进枢密院，结果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大臣刘珙以与张共事为耻，冒着反抗皇命的危险，托病不上朝，一时舆论大哗。

　　但皇帝圣旨口，岂能置疑，张说还是进入了领导核心层。官场历来是最讲现实的，张说当上了“承旨”，成了皇上身边的人，朝廷的官员便争相前往巴结。却说有两个京官，一个叫王质，字景文，一个叫沈瀛，字子寿，彼此商量说：“这种阿谀奉承的事，我俩可千万不能去做。”听说他们有这样的约定，同僚们都很赞誉。可过了没几天，王质便偷偷地到张说家去了，刚进入客厅，就看到沈瀛已先在那儿了。想不到会在这里撞见，彼此都感到窘迫。第二天此事到处传开，名流谈及都嗤之以鼻。而王沈后来京官当不成，也都被贬去职。

　　或以为王质沈瀛都是惯于钻营拍马的小人，其实不然。这两人都是南宋有名的词人，科班出身，同在宋高宗绍兴三十年中的进士，王还当过“太学正”即“京师大学堂”的领导，在知识界很有声誉。后来两人被提拔当了朝官，各界对他们的评价也很好。约定不去张家套近乎，结果却还是去了，应该说是无奈之举。

　　专制社会要做官，特别是要想做京官、做大官，无非两条路：一是皇帝钦定，再是大臣推荐。或说不是有“科举”吗？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比西方的贵族世袭制更能广开才路，但说到底，仍不过是取一功名，也即入仕的资格，要想谋个实职，还得走上述两条路。最好当然是状元及第、招为驸马，然后当一个钦差大臣，但那都是戏文中的赏心乐事，现实生活中，几人能有这样的洪福？即使德才皆备，精忠报国，居在深宫的皇帝也不认得你。在非民选的封建社会，一般人要晋身仕途，还得靠官官相荐，上面没有人给你说话，一切免谈。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事实上，还真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