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有人提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需要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建议将“人肉搜索”行为在刑法中予以规范。

　　在将“人肉搜索”入罪前，我们有一些前提不得不考虑。

　　其一，刑法打击什么样的“人肉搜索”？对他人进行造谣、诽谤的，刑法规定了诽谤罪，并不需要再设立专门罪名；对于在网上、网下进行辱骂、骚扰，刑法也规定了侮辱罪，也不需要设立专门罪名；对于侵犯他人隐私的轻微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也不需要动用刑罚这种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唯有“人肉搜索”侵犯他人隐私情节非常严重时，才可能要由刑法来制裁，但是，这个“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以造成了当事人自杀、自残或者精神失常的后果还是其他什么呢？

　　其二，如何来区分“人肉搜索”中正当舆论监督与侵犯隐私呢？事实上，“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在网上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上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和事件以及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行使得当，有利于社会进步，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著名的“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中，舆论监督就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对隐私权的概念做明确的定义。隐私权在法律上的不甚明确，导致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及其界限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在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对“公众人物”监督与侵犯他人的隐私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对“人肉搜索”中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呢？

　　最后，对“人肉搜索”侵犯隐私如由谁进行追究也值得考虑？“人肉搜索”之所以难以查处，就在于其主要在网上发生，责任主体分散，难以发现责任人，取证成本高。如果由个人进行调查取证，大概很难有效地打击。但是，目前诽谤罪、侮辱罪都是自诉案件，是“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如果对“人肉搜索”侵犯隐私也规定为自诉案件，那么，“人肉搜索”入罪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值得商榷。

　　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目前不宜将“人肉搜索”入罪，而是应当加强对隐私权的立法，界定隐私权的范围与边界。在这些基础完善后，再考虑“人肉搜索”入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