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一直普遍认为二次发售机制对于券商来说是件好事。但据记者了解，券商承销所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投行，还涉及研究、自营和资管。与投行部门充满兴趣不同的是，券商自营和资管部门对二次发售的整体效果并不太乐观。

　　近期小额限售股股东减持力度，让部分市场人士对二次发售机制有些担忧。中登公司限售股解禁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沪深两市累计限售股解禁数量有868.3亿股，其中，大宗限售股为453.84亿股，小额限售股为414.46亿股。大宗限售股实际减持数量为78.23亿股，占比17.24％；小额限售股实际减持数量为180亿股，占比43.43％。

　　市场人士认为，作为解禁股股东，以最高价格合法卖出所持股份是其追求的理想状态，引入二次发售从多种角度来说，都可能增加其减持成本。因此，在预期将增加减持环节的情况下，即便市场继续大幅调整，限售股股东减持冲动仍然高企。

　　对于二次发售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其各部门却是持不同的态度。北京一家合资券商副总裁表示，在目前的承销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二次发售对于券商投行也是一种创新的尝试。该公司兴趣较大，但还没有具体的方案。深圳一家大型券商投行负责人也认为，二次发售对投行来说，是对目前业务的一种补充，肯定是有吸引力的。但因具体细则并未推出，所以无从下手。

　　由于二次发售的具体细则并未出台，结合美国二次发售的费用，以及限售股股东的承受能力，多位投行人士预计，国内券商担任二次发售的承销费用应该不高。据悉，美国二次发售视发售规模大小，成本在40万美元至60万美元不等。但国内限售股股东减持，恐难付出这般高的成本。

　　深圳某券商人士表示，“除了承销费用，券商投行是否承销主要取决于价格，高于二级市场价格7.5折以上，券商一般不愿意也不敢承销的。”但对于限售股股东来说，如以7.5折价格出让，加上承销费用，实际入账可能更低。这样的结局可能不会让大多数限售股股东满意。深圳另一券商人士表示，该公司在对限售股股东制定市值管理方案过程时发现，除非资金特别紧张，客户对出让价格均较为在意。

　　二次发售，对于券商不止是投行一个部门的战斗。上海一家券商负责人提出，如果采用包销模式，那么券商承销的最大风险就是“砸在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券商的部门就不仅仅是投行，而包括研究、自营部门和资产管理。

　　首先，券商研究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价需做出趋势性判断，并确定包销价格底线，如果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那么只能转给自营部门或者资产管理，“一个是自己的利益，一个是客户的利益，哪个都输不起。如此，对价格的要求较高。”

　　其次，即使券商愿意承销，但买家也面临极大风险。深圳某券商资管负责人分析说，简单来说，如果通过二次发售就能买到更便宜的筹码，那么投资者将抛售二级市场的股票，继而二级市场价格自然会一路向二次发售价格靠拢，二次发售买家的短期赢利空间几乎为零。

　　部分业内人士对二次发售通过大宗交易发售前景不太乐观。上述人士提出，“目前‘寻托’买卖的局面依然无法改变。无非是限售股股东增加了抛售成本而已。”成本的增加无疑又再次加速解禁股股东的出逃。“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后的价格低，成本高，那限售股股东肯定不会等待。当然不排除优质的上市公司股票可能受到机构投资者的欢迎。双方约定价格，作为长期投资配置。但是这些功能在目前的大宗交易平台上都能实现，二次发售的作用可能会打折。”　

　　证券时报记者　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