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1亿多是独生子女，成为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虽然中国绝对人口数量多，但就人口密度而言，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却是韩国与荷兰，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反而感到自己最为拥挤呢？这是因为中国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中国的地貌是三级阶梯，从自然条件上讲，第二、第三级阶梯多数地区不太适合人生存，因此，13亿人口中有10亿以上是挤在只占国土三分之一的第一级阶梯的狭长地带上的。

　　东西方人口锐减原因比较

　　战争、瘟疫与世界大战

　　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财富是土地，中国人“富不过三代”的原因与财富的分散有关，而这本身又与“一妻多妾”制密切相关。一代新王朝的统治阶级成员，凭借开国之功，不仅有权有势，而且占据大量良田，自然有钱讨一房间的大小老婆。这种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众多儿子们长大成人之后要自立门户，财产就要分散，而这些儿子们各自又要讨一房间的大小老婆，他们的儿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又要自立门户，这就使财产更进一步地迅速分散。与此同时，另一批精明而为富不仁的官僚地主，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永享祖辈式的富贵，依仗权势，无止境地对平民百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从而迅速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至于达到“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揭竿而起，直接导致新王朝的诞生，或是间接导致外族入侵。无论以何种形式改朝换代，大乱的结果都是经济凋敝，哀鸿遍野，人口大规模死亡。而一代新王朝往往又需要至少花50到100年的时间来修养生息，才能真正恢复元气，然后又开始下一个轮回的破坏。因此，中国每逢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之时，人口便迅速锐减，而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从魏晋后的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开始，诸国、诸代统治者便规定男丁14就得结婚、15岁就得生子，一为多抽人头税，二为增加兵源，因为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人多势众”往往是一个强国的基本条件，惟有先成为强国，才有可能最后一统天下。

　　与东方的中国不同，西方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社会里，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一个贵族家庭里，只有儿女中最年长的男性才有权利继承家产，而“老二”、“老三”们在成年之后是要远离家乡的，他们或读书，或进修道院，或做官、从军、经商。当然，家中继承父业的“老大”，有义务负担弟妹们的路费、学费、聘礼、嫁妆等，但祖辈留下来的最根本的财产，即地产，没有被分割或分散。不仅贵族家庭如此，农民家庭也是如此。这种“长子继承制”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土地资源和财富的集中性，对社会分化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因此从一个王国内部来讲，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往往比东方中国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基本上没有出现农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的事情。

　　在传统农业经济的时代里，真正给欧洲人口带来锐减的不是战争，而是“黑死病”，即瘟疫的蔓延。1347年开始的这场瘟疫是蒙古军队西侵时带来的，这种瘟疫的被感染者的死亡率达到100%！但是，与东方中国的人口锐减方式不同，西方的瘟疫只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减少，而没有导致物质财富的破坏，它们被保存下来了，并与人口的数量达到了一种新的比例上的平衡，这就为西方社会结构的大调整准备了物质上的前提。

　　中国迟来的“计划生育”

　　西方适时的“人口控制”

　　前面讲到，中国每当改朝换代时，由于人口锐减，新王朝都会采取修养生息，发展经济，鼓励生育的政策，从而使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与中医的双重作用，嘉庆24年（1819年）中国人口已逾3亿，当西方列强打到门上来时，中国已有4亿人口了。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开始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像历代王朝那样采取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开始不断飚升。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新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根据他的调查和

　　计算，发现南方部分地区的人口增殖率已达20%，因此在1957年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他的《新人口论》一文。文中尖锐地指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只有人口增长被控制了，它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才会缓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为此，他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一、积极发展生产；二、控制人口数量；三、提高人口质量。而要控制人口数量，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措施。

　　这本是利国利民、科学的真知灼见，却遭到所谓“人口越多越好”的极左思潮的大批判。马寅初被作为“大右派”打了下去，并被撤消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中国依然在贯彻“一夫一妻”制的前提下推行积极鼓励生育的政策。那时，凡能生下10个儿女的妇女被誉为“光荣妈妈”，这就导致了人口进一步地加速增长。另外，部分现代先进西医的引进使人口的寿命得以延长，致使中国人口由1949年的4.5亿增长到1960年的6.5亿，11年就增加了2个亿！70年代初人口已达8亿，到1976年，中国已有9亿人口，27年间就翻了一番，并占据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中国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3年。由于停滞、倒退、甚至崩溃的国民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养活中国的人口，我国才开始将“限制人口”定为基本国策。那时的口号是“晚恋、晚婚、晚育”以及“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结婚的法定年龄也被定到了男28岁，女26岁，提倡到33岁才生第一个孩子，以争取100年只生三代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口已接近10亿，中国才将“计划生育”提到了新的高度，真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结婚年龄通过《新婚姻法》被定到了男22岁，女20岁。今天，中国已有1亿多独生子女，成为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并带来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遇到的新问题。

　　中国的人口限制是通过国家法律来强制执行的，而西方对人口的控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这里既有政府组织的深谋远虑，又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既有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抑制功能，又有个人自由和追求享受的自然约束。

　　两场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1000多万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约5000万人口。由于战争主要是在亚洲和欧洲进行的，因此二战后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受到了抑制。而美国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却在1946至1961年之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人口增长，共出生了6400万婴儿。当时就有专家估计，如果继续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三个以上的孩子，那么到2015年，美国总人口会上升到40亿!

　　这种“人口压力危机”意味着美国人的生育观已经到了变化的转折点。美国政府一改过去的不干预政策，开始走上一条倾向于控制人口的道路，官方资金开始投入到避孕药物的开发上来。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欧美绝大多数的现代夫妇实现了他们“结婚不是为了生孩子”的夙愿。由于无子女的夫妇往往比同龄的有子女夫妇有更高的文化，更高的社会职位和更高的薪金，因此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无子女的“丁克家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诸国的人口普遍出现了缓慢、停滞，甚至是负增长的趋势。惟有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才有人口的缓慢增长，即从1950年的1.5亿增长到2006年的3亿，这也正是美国人能够保持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平的一项基本条件。

　　对比中国与西方20世纪50至60年代在人口控制问题上的相反态度及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如果当年就采纳马寅初先生

　　的主张，采取控制人口措施，何至于今天中国的人口会增加到13亿！又何至于会造成人口就业之如此艰难！

　　现代福利制度的比较

　　为啥西方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是一个质量问题。我们切不可以为中国当前有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就忽视了我们劳动力的质量问题。中国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的基础上的，而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的，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也就是说只有它具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而解决人口质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

　　城市居民之所以不怕生女儿，是因为城市里面有养老保险的制度。而农民不怕你惩罚，因为他们处于这个社会中最底层的人，再罚也罚不下去了。为什么农民想生儿子？说穿了，就是为了生“保险”，生女儿是“赔钱货”，嫁到男方家里不仅成为别人家里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别人家里生劳动力，而自己仍然会成为无人关照的孤单老人，将来谁来养？因此，在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口严重过剩，经济发展缓慢，难以建立养老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农民只有将儿子视为真正的财富，而这种财富是他们自己通过性活动就能产生的，这就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

　　现代年轻一代的西方人不愿生孩子或多生孩子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那就是这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同时又都有着非常发达的社会福利体制，尤其像德国、瑞士、瑞典这样的高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不仅教育完全免费，而且有全套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在生、老、病、死的问题上都得到国家法律的全面保护。

　　一位农村妇女说：

　　“现在我们也不愿多生了”

　　这种东西方对比，难免让人沮丧，但中国是有希望的。下面我想用我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来结尾——

　　2006年夏天，我到中国南方一个城市去开学术会议，我的卧铺车厢里有一位乘客，是位来自湖北天门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去南方某城市同打工的丈夫团聚。我想起我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也来自农村，今年25岁，有6个姐姐，他在家里排行老七！我谈起了对农村严重超生问题的忧虑。但这位农村妇女告诉我：“现在不会了，我们这一代农村人不愿再多生孩子。”接着，她谈出了一番道理：

　　现在农村里的年轻男性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了，由于没有文化，干的是城里人宁愿下岗也不愿干的活。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必须要读书！但现在的学费实在太高了，一个打工仔要干18至20年，才可能凑得齐供一个孩子读完大学的全部费用。因此，他们如果还要孩子的话，“只能等儿子长到18岁时才有可能！”

　　这位农村妇女代表了很多打工仔的想法。近半年来，我做了很多调查发现，现在中国农村的中、小学都在急剧萎缩，城市里的中、小学开始大量接纳农民工的子女，因为中国城市的人口生育高峰比乡村过去得更早。

　　另外，中国人口发展极不平衡，既有部分中心城市居民人口生育的负增长，又有广大地区人口低生育水平反弹的风险，因为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已开始进入婚育期，庞大的流动人口中超生现象依然严重。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问题，惟有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保证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