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女诗人，在她七八岁的时候，其父薛郧指着庭中井旁的一棵古桐，信口吟出二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高云。”薛涛应声续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亲听后，“愀然久之”（见《槁简赘笔》）。所谓诗言志而述心声，父亲的担忧后来看起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薛涛长大及笄后，入了乐籍，成为一名官妓，应酬唱和于达官贵人和名士风流之间。无独有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周岁抓阄时，大拂众意，不爱笔墨纸砚，偏偏把“胭脂花粉紧紧攥在手中”，从小到大扎堆于红粉裙钗之间，发出“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惊世喟叹。

　　这两则故事纯属小说家言，我们大可不必信以为真，但这种由此及彼，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却在国人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近现代概莫能外。现代富裕起来的人们崇尚养生，相当一部分在运动之余，笃信“吃啥补啥”的饮食传统。其实这并非空穴来风，中医诊疗中也经常采用此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鄞县名医范文甫先生曾治疗一例久病不寐之症，以百合一两（30克）、紫苏叶三钱（9克），二味煎服，三帖而安。有人问他此方本于何书，范文甫回答道：“我尝种百合花，见其朝开暮合，又种紫苏，见其叶朝仰暮垂，取其意而用之。”然则这种经验性的思维和治疗方法只能偶一为之，并非事事皆准，不可盲从，古人炼丹服药一事即为明证。魏晋南北朝时道家思想中有一种“假外固内”的理论，意思是借用外物来巩固人的身体。用金石药使人长生不老，在道家、方士眼中，的确胜过植物药，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见《抱朴子内篇》），并坚信“服金者寿如金，服药者寿如玉”。于是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让这些坚硬的物质进入人体，由此发明了许多柔金、化玉、消石的方法。其结果呢，当然并非和他们所想的一样，后世帝王如唐宪宗因“服饵（金丹）过当，暴成狂躁之疾”（《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一》），年余即死。继位的唐穆宗也因为服金石之药，继位四年而卒。在这方面，明代的本草学家李时珍看得最为明白，他说：“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可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