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年仅16岁的少年刘彻继位——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汉武帝。他一共在位53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仅次于康熙乾隆。今天的解读主要围绕三个层面——继位之初的政治形势；在位53年推行的各种更化政策；汉武盛世背后的危机

　　经历“文景之治”后，他的祖父和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是：相对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政治形势；但国家对社会的总体控制能力偏弱，诸侯王屡屡破坏等级秩序；对外则处于匈奴武力威胁之下。儒学大师董仲舒倡言：“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改革’之意）也。”汉武帝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在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恰遇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故事就此发生……

　　故事一：

　　杀人不必偿命

　　自从汉武帝尊崇儒术开始，“复仇”之风在社会上盛行，因此出现了将国法置于不顾、“杀人不必偿命”之事。比如有一个人被仇家杀死了，他年幼的儿子逃了出去。若干年后儿子长大成人，回家乡复仇。不过他没有偷偷去杀人，而是公开向杀父仇人发出挑战，让对方准备好。得手之后，他拎着仇人的首级先到父亲坟上祭拜，然后再到当地官府那里去自首。可官员却说不能抓他。因为他为父报仇，是孝子。可儿子说：不行，我犯了国法，必须得到惩罚。你不抓我，我自己下狱。官员一看，既不能伸张国法，又不能杀孝子，干脆写一公文向上级汇报情况，然后挂印而去，辞职了。这事最后惊动了朝廷，下达批示：为父报仇是孝子，不能杀；地方官虽不能执行国法，却也是个好官。特赦杀人者无罪，地方官官复原职。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正是汉武帝尊崇儒术的一招，把儒家经典置于国法之上，以确立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就宣扬“子不复仇，非子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每个人都有复仇的义务。当官员断案屡屡依照儒家经典而不是法律之时，老百姓渐渐明白，只要符合儒家伦理，即使触犯国法也无大碍。这毫无疑问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权威。

　　为达到这一目的，汉武帝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第一，他垄断了教育，把它作为推行儒家思想最有效的手段。他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并选拔优秀的人来做“博士官”（即“教授”）。但做博士官的只能是精通儒学的人，他们在太学里只教五经，学生也只学儒学。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每年都可以参加一次考试，成绩优秀者被授予官位。这就给老百姓一个信号，读儒学可以读出前程。于是读书人蜂拥而至。汉朝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公孙弘就是在40岁以后审时度势、改学儒学，最后当上了丞相。

　　第二，为了在官员中推行儒家思想，汉武帝立下规矩，讨论问题必须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想要在官场上混得好就必须学儒学才能出口成章。

　　这是非常聪明的手段。前朝秦始皇也曾大力推广其欣赏的法家思想，但他错用了暴力手段，像焚书坑儒不仅留下百世骂名，加深了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隔阂。而汉武帝就聪明多了。

　　故事二：

　　大侠郭解之死

　　许多年轻人对于大侠十分仰慕。汉朝前期游侠势力很盛。一个大侠往往会招来很多追随者，“粉丝”很多。他们忠心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人说某个大侠的坏话，追随者会把说坏话的人杀死。大侠郭解就是其中之一。史官司马迁对于正义的游侠给予很高评价。但中央集权的国家难以容忍这种社会力量的存在，因为这会削弱甚至危及政府统治。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徙陵制”，将社会上的豪强都迁往关中地区。一方面这里正是汉王朝统治的中心，便于统治他们；另一方面当这些豪强离开原籍，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必然要打折扣。

　　郭解就在迁徙的名单之列。大将军卫青帮他求情说其实郭解的财富还没有达到迁徙的标准。可不想这反而帮了倒忙。汉武帝认为，这郭解好大面子，居然能让一个大将军为他求情！就凭这点，他也必须得迁徙！后来因为他人告发，郭解被逮捕。经查，郭大侠亲手杀人的案子都发生在朝廷颁布大赦令以前。大赦令颁布以后的案子都是其追随者所为，他都不知道。按照法律郭大侠应该无罪释放，可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已经被抓了，居然还有人为他杀人，这比他自己亲自动手杀人更可怕，这样的人一定要杀！郭解就这样被杀了。

　　为了解决游侠问题，汉武帝还动用了非常手段：任用酷吏。因为按正常的司法途径很难对付游侠。他们的追随者甚至可能就是官员，按司法程序走，查证还没结束说不定人就跑了。而酷吏与一般官员不一样，他视法律如儿戏，只执行皇帝一个人的命令。他们往往带着自己的武装力量上任，上任前已经把当地的豪强、游侠查得一清二楚，一上任就抓人，而且可以一边上报，一边杀人。这对于镇压游侠非常管用。

　　除了地方豪强势力，诸侯王势力坐大是汉武帝最大的心腹之患。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在陆续削弱诸侯势力，但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在这件事上，汉武帝没有等待机会一个个个别解决，而是通过“制度化建设”整肃诸侯王。

　　他推行了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原本诸侯王的名号、领地等都由王太子继承，而其他的儿子只能享有贵族的名分，什么实权都捞不到。现在汉武帝允许诸侯王可以分割部分领地给其他的儿子，但名号必须由中央定，并且其分割出去的领地不再由诸侯王管理，而是直属于距离领地最近的中央直接控制的一个郡。诸侯王的儿子多，大国分成很多小国，其实力也就不足为惧了。

　　此外，汉武帝还推行“阿党法”。其具体内容是：“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谓之阿党。”这是为了严惩结党营私。傅、相是诸侯国里地位最高的官员，虽然由朝廷任命，但是他们毕竟是诸侯王的属官，服务于诸侯王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汉武帝推出“阿党法”，实际上迫使王国的傅、相变成了朝廷派出的耳目，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要时刻监视着诸侯王。诸侯王与傅、相的关系自然恶化了。甚至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某位严明的大臣刚刚被任命为诸侯王国的相，还在赴任途中，身有劣迹的诸侯王已经先自杀了，免得落个满门皆罪的下场。这样，汉武帝没有动用军事手段，就瓦解了诸侯王的势力。

　　故事三：

　　重用“秘书”架空丞相

　　汉武帝时代有个将军叫公孙贺，他曾经跟卫青、霍去病打过仗，立过很大的军功，算是一位优秀将领。有一天汉武帝在朝堂之上突然任命他做丞相并现场颁给印绶。这本是好事，可公孙贺却吓得跪地痛哭，说自己不能胜任，请求皇帝另择良臣。

　　为什么要怕成这样？要知道汉武帝后期杀了五个丞相、六个御史大夫。这公孙贺当上丞相后虽然小心谨慎，对皇帝发布的任何命令都一概签署不提任何异议，但最终还是因为儿子犯错而被诛杀三族。汉武帝这么做就是要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汉朝建国初期汲取秦朝的教训，设立丞相，以避免皇帝独断专行。丞相统帅百官，皇帝之下就是丞相和御史大夫，他们既是国家日常事务的决策者之一，又是执行者，有很大的实权。汉武帝时曾有一任丞相叫田蚡，这个人有外戚背景、权势欲又极强。他把任命官员的权力发挥到极致，可以把一名平民百姓直接提拔至二千石的高级官员。而且按照汉朝制度，丞相提名的官员，皇帝总是按照惯例认可，一般不能否决。这是汉武帝不能容忍的。

　　他同样通过制度建设和特殊手段两手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要把丞相排除出决策圈以降低其权威。他设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之为“中朝”的机构，招纳了司马相如、东方朔、主父偃等既有才华、又愿意追求仕途的知识分子，当他的文学侍从，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有什么国家大事他先告诉这些侍从，让他们想好对策。然后突然召集百官开会，要他们就某些事拿出解决方案。仓促之下丞相只能现场和百官讨论提出方案，然后就有皇帝的秘书们跳出来说“不行”。现场辩驳不是丞相之长而是文人之才。丞相无奈就问那你们有什么意见？侍从们马上抛出预先准备好的方案。大家一听是不错，丞相也就同意按他们的方案办。

　　这本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次数多了，成为了惯例，丞相突然发现自己就这样被架空了。等他们想要收回权力时却来不及了。这几乎成了后来丞相演变的一个惯例。丞相“失宠”，秘书“得宠”。等秘书成了丞相，又被打入“冷宫”，有新的秘书班子担当起“中朝”的职责。皇帝总是相信秘书超过相信丞相。

　　至于特殊手段，那就是开头所说的杀丞相了。接连杀了那么多丞相、御史大夫，你说这个职位还有什么威性？不仅没实权，连性命都难保。百官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皇帝才是唯一值得尊重的人。

　　故事四：

　　东方朔们是怎么当官的

　　前文说到了几个人物，东方朔、主父偃，这些人本是一介平民，怎么就一步登天、进入参与决策的核心层？

　　我可以告诉大家主父偃的当官之路。

　　主父偃和徐乐、严安等几个人来到京城，各自写了一篇讨论国事的奏章，然后一大早跑到皇城北阙交给那里负责接受天下吏民上书的官员。傍晚时分他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召见，汉武帝说“相见恨晚”，然后就当上官了。也许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可汉武帝时代，通过这样的途径走仕途很正常。这被称之为“上书拜官”，也就是“自荐”。

　　汉武帝建立和完善了选官制度。他推出了“察举制”，即中高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地向朝廷举荐“孝廉”，作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如果官员不向朝廷举荐人才，就要被按照“大不敬”和“不胜任”的罪名被严惩。这成为从基层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

　　汉武帝实行的改革很多，除了政治上的以外，还实行了很多经济上的改革。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盛世之中也潜伏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汉武帝长期对外用兵导致社会动荡，他个人生活腐化无度，大兴土木、信任方士、太好女色等等。所幸他及时调整，没有酿成大的危机。在他晚年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说明他还是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并又一次适时把国家重心调整到恢复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决策能力特别强、承担失败能力也特别强的一代帝王。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评价帝王说，帝王分两类，一类是“一代之帝王”，一类是“百代之帝王”，汉武帝属于后者。他是一位难得一生清醒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