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婚宴上的断电事件，让东阳人邵钦祥至今难忘——

　　小蜡烛，照我闯天下

　　本报通讯员 金光强

　　王江红

　　本报记者 钱锋

　　“我家30年的故事，得从1978年我结婚那晚说起。”邵钦祥说。

　　“好女不嫁花园村”，那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花园村最穷，所以村里打光棍的人不少。

　　花园村祖祖辈辈住在11个不长草木的小山头上，村民谋生的三大法宝是下塘抓泥鳅、挑盐到江西和满街卖草席，就连吃水都要到邻村去挑。有一首民歌说的好：“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种田交租难糊口，担盐打工度生涯”。1978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87元。

　　在这种情况下，讨个老婆，就是一件格外隆重的事了。老师和村干部撮合，邵钦祥和邻近仪塘村的姑娘龚爱花订了亲。

　　邵钦祥口述：

　　

　　借电办婚事，惨遭人断电

　　我结婚的日子是1978年农历七月十八，那时，我们村里还是点煤油灯。为了把婚礼办得风光一点，我早几个月，就和隔壁村干部预约，想借点电来结婚。他们很爽快地同意了。结婚头一天，我和电工一起拉了几百米的电线，把电接到了我拜堂的地方。

　　婚礼上，电灯明晃晃的，格外喜庆。晚上8点刚过，宾客们举杯动筷，正是气氛最好的时候。突然，一片漆黑，电断了！怎么会这样？在灯黑的刹那间，我顿时心里一沉，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不痛快。

　　心急火燎的我妈妈赶紧吩咐我妹妹：“快去找些蜡烛台来，快去，子孙灯啊……”

　　待得人们七手八脚找来烛台，陆续点起红烛时，电灯又亮了。原来是隔壁村的两个村民不管三七二十一，动手拔了保险盒。乡亲们赶过去理论后，电才重新接通。

　　我心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人穷被人欺，村穷受人气。一定要尽快富起来！”以后遇上风风雨雨，我总会想起这件事，就会很要强。

　　办起蜡烛厂，赚到第一笔“巨款”

　　1979年，我当选为花园村大队长。有老人拉着我的手说：钦祥，你要带领大家富起来啊！其实，我比谁都想得多：花园人是穷够了，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贫穷？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办工厂，闯闯看。

　　说干就干，1981年5月，我便会同我二哥和老支书筹集1500元，在村里的祠堂办起了蜡烛厂。说是工厂，其实仅仅是三个人加一台制蜡烛的小机器，六个月时间，就赚了1500元，三人平均分到500元。5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五六年的收入。

　　尝到了甜头后，1981年10月，我们又自筹资金9000元，办起了花园村第一个真正的工厂——花园服装厂，专做高档的呢子服。那时，我是既当厂长，又当推销员，走南闯北找市场。饿了买个大饼充饥，累了躺地板。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就实现产值5万多元，获利7000元。这真是个“天文数字”。    

　　拎着火腿，走南闯北卖服装

　　没想到，第二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发了2600多件衣服到武汉的商场，一分钱都没回来。没有了流动资金，工厂被迫停厂。

　　我和老支书赶到武汉一问，对方说我们是不正规的小厂，要退货。怎么办？我想到了送礼。第二天，我们打听了两个小时后，总算找到了经理家，拎上两只金华火腿登门拜访。没想到，好话说了一大筐。最后那经理还是把两只火腿拎到了门外，顾自转身，关了房门。

　　灰溜溜地回家后，衣服也退回来了。村里议论纷纷：“种种薄田过日子，还是安耽一点，勿能心气太高呀……”还有股东要退股。我就不相信，我办厂就不赚钱。我先后开了村民和股东大会，拍胸脯说亏掉我负责，绝不连累别人。

　　后来我们大江南北几次推销，出厂价五十多元的衣服只卖四十多，搞到大年三十，总算处理掉了。年初一算算账，亏了35000多，不得了，平均一家几千元，当即有人哭了……

　　第三年，我们总结教训，一定要培养供销员。结果，我们赚了10万元，不但填补了亏空，还盈利70000元。

　　办好服装厂的基础上，我相继创办了十多家企业，现在花园集团已成为国家级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还与中科院合作，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生产基地。    

　　下一代圆了我的梦

　　办厂赚钱了，我个人也富了，一心想改变花园村面貌的愿望也有能力实施了。村民们也信任我，1986年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连任至今。如今，花园村已经成名副其实的花园，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等。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2100元，家家有房有车。

　　令我骄傲的还有我的家庭。阿花勤俭持家，是我的贤内助；我的四个女儿一个个都很孝顺能干。我们家去年还被评为省文明家庭。

　　现在我有钱了，可以住到东阳、杭州甚至美国去，但我和老婆还是愿意住在花园村。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村里四处转转。看着整齐的街道，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和村民们停放的小车，我的心就很安静，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