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诸暨人章光华领头分田到户挨了批。困境中他心一横——

　　“告状信”，写给《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玲玲

　　李盾力 王曦煜

　　

　　“什么时候才能种自家的田？”这是30年前中国农民最大的期盼。虽然1978年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家庭的分田之举露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曙光，但当时在全国很多地方，分田到户依然是个禁区。

　　1979年11月，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村（现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村）一名叫章光华的农民向这一禁区宣战了，他带领所在生产队的40多个家庭偷偷分了田。很快，章光华受到了重重压力。可生性倔强的章光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鸣不平。

　　198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么想吗？》的文章，肯定了章光华分田到户的行为。这篇文章犹如一石激浪，诸暨全县89个公社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

　　章光华口述：

　　分田那晚，像做贼一样

　　我当时是长连村长连第一生产队队长。那些年，每到口粮青黄不接的日子，我老婆就带着孩子到地里挖野菜。我们那时全队40多户农民有近200亩土地，可每年的口粮都不够吃。

　　1979年11月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安徽省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报道，心情特别激动，可那时县里的政策还不允许，考虑了几天，我与几个骨干队员商量，偷偷把集体种下的小麦分到各户。那天晚上，我们跟做贼一样，全队每户家庭派出一个代表，40多人挤在我家一楼二十多平方米的堂间里，门窗紧闭，老伴在门口望风。

　　我撕了40多张纸条，分别标上号码，揉成纸团，大伙一个个过来抽签。纸条上的号码代表所分地的位置，这样不管抽得好不好，谁都没话说。第二天白天，我又带着几个骨干拿着竹竿丈量土地。

　　就这样，地分掉了。大家约法三章，谁都不许声张。

　　“顶撞”干部：“谁犯错误还不一定呢”

　　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公社干部轮番找我谈话，让我把土地收回。我跟他们理论，说干部们不懂中央政策，公社干部讲不过我，就把我扣在办公室不放我回家。我只好改变策略，假装答应。

　　可上面对我并不放心，派联村干部监督我。

　　有一天，我正挑着肥往地里赶，他在半道拦住我。

　　“你赶紧停下，集体肥料不能浇到你家地里。”

　　“肥料不浇到地里，难道浇到街上？”

　　“光华，你这样要犯错误的！”

　　“谁犯错误还不一定呢！”

　　虽然我态度强硬，但回到家里，还是寝食不安的，我对老伴说：“这次弄不好要坐牢了。”可老伴反倒安慰我说：“怕什么，大不了我和你一起坐牢！”

　　绝地反击：给《人民日报》写封信

　　1980年底，我与上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有一天，公社又找我谈话，令我限期收回土地，措辞很强硬。

　　我想，中央的精神为什么到不了下面呢？干脆，我给《人民日报》写封信，问问他们一个普通农民该不该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不执行政策的现象做斗争？刚生了女儿的老婆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大胆写！”

　　1981年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到公社走一趟。本以为领导又要找我谈话，很不情愿地过去了。没想到，是《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要采访我。我一下子感到：有门！

　　5月15日，我们正在家里吃饭，一直监督我的公社干部忽然来到我家，郑重其事地把一张《人民日报》放在桌子上，指着二版头条记者安岗、段存章的《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么想吗？》的文章对我说：“光华，《人民日报》表扬你了，看来是我们错了，思想不够解放，你以后就大胆干吧！”

　　天一下子亮了！

　　这篇报道对诸暨的影响很大，县领导很快在全县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到1982年，全县89个公社全部实现分田到户。

　　豆腐作坊，“磨出”孔雀电视机

　　这以后，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上门讨教、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1995年，我家就把地承包给了种粮大户。我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知名度，开起了“章记”豆腐作坊，我跑供销，老伴管内勤，一斤豆腐几毛钱，一斤豆腐干一元多，生意很好，殷实的家底从此积累起来。那年春节，我跑到杭州，买了一台孔雀牌彩电，夫妻俩在两女两儿的簇拥下看电视，其乐融融。

　　2006年9月，我们老夫妻离开老家，到城里子女家生活。如今和大女儿住在一起，其他三个儿女都已成家，孙子孙女也有了，过起了孙辈绕膝的幸福晚年。

　　采访结束，66岁的章光华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参观了他在长连村的故居。当年他和老伴招待40多个家庭代表的老堂间早已蛛网遍布，尘埃满屋，可老章却盘恒良久，不肯离去。他说：“很多人觉得我胆子大，说我一个普通百姓敢和领导对话。其实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胆子大。我了解政策，坚信自己没错，所以不管压力多大，都能挺住。

　　许多人都劝他们把这房子卖掉，夫妻俩笑笑说：“那不行，我们还想把它修缮一下，供后代世代‘瞻仰’呢！”